人有时候很奇怪，用自己在世间的作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同时又用自己的想法不断地否定自己存在的荒谬。李世民要求后代子孙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又何尝不是当年被他彻底颠覆的东西。
人在社会环境的外力作用下，加上时空的不停转换，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段里被赋予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又会导致其行为和价值观的错位。昨日的李世民所做出的夺谪选择，是今天他处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时，急于要否定的。玄武门投射下来的阴影，就像是他精神层面被撕裂的道德伤口。而这道伤口要不断地展示给世人，这让他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权力带来的那份满足感。
李世民的后半生一直无法走出武德九年的阴影，那一段历史在他的干预之下，早已被粉饰得面目全非。有时候越面目全非的文字记载，越容易让我们看清楚所谓的历史真相。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贞观盛世的火红绚烂，映照出唐太宗李世民心上那抹兄弟血的殷红。在他一手缔造盛世功业的过程中，始终有一股不为外人所道的潜在力量支撑着他，推动着他。或许我们还可以大胆地猜测，如果没有这股力量，贞观还会是贞观吗？
无论是胜王，还是败寇，或者一介草民，在某个不为人知的精神角落都会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缓慢而艰难地前行。那不为外人所道的潜在力量，是李世民完成的“精神救赎”。《圣经》说人陷在罪中是无法自救的，唯有接受耶稣为救主，才可以从罪中解脱出来。而强者与平凡人的区别就在于，强者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救世主，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
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见不得光，李世民为天下黎民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意愿就会越强烈；那高耸的玄武门投下的阴影越深重，他开创一个盛世的决心就会越澎湃；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是他背负的十字架，只有将帝国的伟业不断推向高峰，才是他寻求灵魂重建和道德解脱的唯一路径。
无论贞观盛世在世人的心目中有着怎样的光芒，也无论一代明君圣主在历史的舞台上获享怎样的欢呼与赞誉，在某个时光柔软的瞬间，唐太宗心中尘封的角落都会扬起一面寻找灵魂的旗幡。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那些在血腥中失落的精神碎片，李世民将用尽一生的时间去寻找，去缝合。精神伤口的自我缝合，成为解读唐太宗后半生的最隐秘，也是最重要的符号。在唐太宗开创一个帝国盛世的种种动因之中，这种自我缝合成为最为关键的因素。
在翻阅那一段史料时，我们不要刻意去寻求它的真相。解来读去的史籍从来就不缺乏篡改，如果篡改者能够在内心将其锻造为一个虔诚的精神仪式，那些隐晦而难以辨识的真相又能有多少价值可言？精神的救赎就像一炉炼钢的火焰，推动着中华帝国从一个个权力个体的“小我”走向浩瀚时代的“大我”。玄武门溅起的冲天的血光，满地奔走的阴谋，在盛世即将到来的黎明中渐渐模糊……
三 贞观年的困守与突围
贞观十七年春天，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节，阳光、土地、河流……世间万物都呈现出鲜活而滋润的颜色，充满了生命勃发的迹象。这一年，太宗李世民四十五岁，君临天下到了第十七个年头。
在这十七年里，他犹如一个伟大的舵手，引领着这艘庞大的帝国之舟在时间的海洋里乘风破浪。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个繁荣强大的帝国都足以让它的主人感到欣慰和满足。那些血与火的岁月，阴谋与阳谋交织的权力布局，在盛世的美好图景里也渐渐模糊了狰狞的面目。
英雄总有老去的时候，盛宴总有曲终人散的时刻。随着时间的流逝，李世民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难解的政治困局之中——选择接班人。十七年前，同样的命运旋涡将其裹挟进一个大时代的洪流中。那是他的来处，也终将成为他的归途。正因为如此，才让他这么多年以一种近乎苛刻的目光审视着自己的天下。很多个不眠的夜晚，武德年间的前尘往事会不期而至，令他不寒而栗。
1.凶险还是不期而至
稍懂弈道之人都明白，下棋时每落一子至少要看到下面的两步以上。同理，那些有远见的帝王在为皇室的长治久安考虑时，总会将立嗣问题摆在第一位。龙生九子各不同，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不同的命运走向。这年正月，一则令人不安的流言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悄悄流传。流言说的是太子李承乾已然失宠，魏王李泰可能会取而代之。
李世民执政的前半期，家庭生活相对平静，直到贞观十年（636年），他的妻子兼密友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才有了波折。他的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晋王李治都是长孙皇后所生。在等级森严的后宫，生母的地位往往决定子女的地位。皇位的继承多数采取嫡长子继承制，这就是宫廷内部所奉行的“出身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的地位。武德九年十月，八岁的长子李承乾就被立为太子。
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像上天播下一粒种子，在那里发芽，在那里成长，如果非要改变它的人生轨迹，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李世民对此深有体会，玄武门之变虽然成就了他的霸业，但也伴随着千万人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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