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四年，当李治意识到长孙无忌的权势正在极速膨胀，而自己却日渐陷入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时，他才突然明白李勣当初主动隐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领悟李勣保存实力的政治智慧。与此同时，李治也想起了太宗当年给他安排这个辅弼大臣的深刻用意。
李治毅然决定让李勣复出，并将其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希望他能够对长孙无忌形成制衡。李勣的司空一职其实也是没有多少实际职权的荣誉衔，但是鉴于其阶位仅次于身为太尉的长孙无忌，并且李勣也是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当于恢复了李勣朝廷二号重臣的身份。李勣的这个职位变动也未尝不是在释放一个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在长孙无忌高歌猛进、节节胜利的权力扩张中，高宗李治终于可以借助李勣的复出，对长孙无忌实施一次反击了。
此次反击是李治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力量极其微弱，微弱到无法引起长孙无忌的警觉。假如皇帝连这一点儿微弱的反击都做不到，那么帝国的整个最高决策层就会变成清一色的长孙班底了。正因为如此，李勣的复出对于李治而言，是生死攸关的一步棋，走好了，可以满盘皆活，走不好，将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中。
有了李勣这样一股可以信任和依托的力量——也是高宗和武则天在整个宰相班子中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高宗李治就可以慢慢酝酿自己的突围行动——从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从长孙无忌编织的黑色巨网中一步一步地突围而出。
在高宗皇帝酝酿的突围风暴中，废后立武是关键点。而李勣不负君王意，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李勣的支持，高宗皇帝如释重负。他开始像真正的帝王那样大展拳脚，自家的朝堂本来就应该自己做主。他先是将褚遂良降职为潭州都督，长孙无忌最粗壮的一支臂膀就这样被砍掉了。
他同时又以向皇帝投毒罪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即平民），她们各自的母亲和兄弟也被削去官职流放到岭南。对与自己曾经朝夕相处的两个女人和她们的亲眷如此刻薄，到底是君王心似铁，还是武则天绝情？
在这件事上，许敬宗做得更不厚道。他向高宗建议：“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祐虽然已经去世，但还有特进、追赠司空的文件在，他的后代仍然可以因此靠门荫入仕，请一并撤销。”就这样，已经去世多年的王仁祐的官职也没了。
经常替长孙无忌冲锋陷阵的褚遂良也被发到千里之外的长沙，身在长安的长孙无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看样子很难再翻出什么花样来，高宗皇帝终于迎来短暂的、属于自己的大时代。
在武则天的精心策划和运作下，永徽六年十月十三日，高宗皇帝正式下达废后的诏书，诏书上说：“王皇后、萧淑妃企图以鸩酒害人，废为庶人，其母及兄弟一律除名，流放岭南，没收其全部家产。”
诏书以最快的速度传达下去，让朝堂内外为之一震。王皇后一代外戚世族，皇室玉牒上刮去了他们的名字，大宗房产钱财也凭空而去。废王皇后的诏书颁下后六天，也就是十月十九日，以许敬宗和李义府为首的文武百官同时上书请愿，要求立武则天为后。大势所趋，没有人敢逆势而动。高宗李治早就等着这一刻，顺势颁下新的诏书。
诏书有云：“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这份诏书其实在替武则天洗白身份，将那些为世人所诟病的地方统统洗去。高宗就是要告诉天下臣民，武则天不是苏妲己，而我更不是纣王，她的出身好、人品好，而且又是先皇赐予我的，这么好的女人如果不能册立为皇后，那真是天理难容。
在李治的一力支持之下，朝臣们也只能徒唤无奈，由最初的反对，到慢慢地接受。这场非武力的政治斗争，从六月“宸妃”事件展开。六月到八月底，武则天挟持宠爱她而又略显软弱的皇帝，用行贿、重赏、关说和贬黜等手段，以拉拢和收编的方式，迅速组成自己的权力班子，其中包括宫女、宦官以及自己的母亲。同时在外朝密布眼线，建立情报和监视网，而且亲自监听君相的密谈。武则天的权力企图心、进取人格、组织能力和灵活的斗争技术在这时得到了充分展现。
作为武则天的政治对手，长孙无忌起初自恃身份、地位和权势，并没有将年仅三十一岁、深居内宫的武则天放在眼里。虽然王皇后因为此女已然失宠，皇后的舅舅柳奭因此被罢相贬黜，自己还树有政敌或潜在政敌，但是长孙无忌毫无警觉意识，以至于武则天发起挑战时，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关陇集团陷入被动状态，迎战得极为狼狈，蒙受重创，而等到他们被逼至绝境，再想争取回旋的余地已经不可能了。
在决战进行中，除了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之外，未见其他朝臣加入或声援，根本看不出所谓的关陇集团的存在。朝中大臣可能早就厌倦了长孙无忌、褚遂良朋党小圈子的专权垄断，也可能在李勣、李义府和许敬宗等人的心战谈话之下，朝臣们乐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置身事外看两派相斗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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