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给人定罪的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说你有罪就有罪，容不得半点商量。比如当年汉武帝重用的酷吏张汤就创立过一个新的刑名，叫“腹诽罪”。顾名思义，你就是一句话不说，心里有不满也照样能够治罪。史书如此评价酷吏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也就是说，皇帝想要给哪个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像张汤这样擅于揣度圣意的酷吏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搜罗证言、证物，甚至不惜造假，给那个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要想从轻处分谁，酷吏就会采取另一种办法，让手下少用证据，甚至毁灭证据来达到为罪犯减刑的目的。酷吏的脑袋是扛在皇帝的肩膀上的，他们内心的利害计算，是建立在皇帝满不满意的基础上的。
酷吏行刑时手段残酷，那些嗜血的花样手段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周兴绰号“牛头阿婆”，“牛头”指其手段严酷如地狱的牛头马面勾魂使者，“阿婆”指其男生女相，外表慈祥和善如老妇。我们可以想象：一副和善面孔的周兴在鲜血淋漓如人间地狱的刑讯现场，用阴恻恻的语气向犯人生动地描述着自己的新发明，脸上带着老妇人一般的笑容。这种表与里的巨大反差，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如果再配以周兴创造发明的各类刑具，以及逼供到底的决心，还真没有几个人能够扛得过去。周兴最大的功劳就是参与审讯李唐宗室谋反案，因为活干得漂亮，得到武则天的赏识。
中国古代王朝讲究的是一家一姓，家国天下。正因为如此，最希望武则天登基改李唐为武周的人，是那些武姓族人。他们想尽办法给武则天改朝换代做舆论宣传，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就伪造了一块带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宝石，谎称是从洛水打捞出来的，并说这是上天降下的祥瑞，派人献给武则天。《周易》上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块石头一出来，引起帝国上下的巨大轰动，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天人感应，“河出图，洛出书”是圣人出现的标志。杜撰出来的祥瑞正好暗合了武则天内心的渴望，她立刻决定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天授宝图”，并给自己加了一个尊号叫“圣母神皇”，同时宣布要在十二月的时候亲临洛水，举行受图大典，并在明堂里接受百官朝贺。
为了办好这件盛事，她诏令各州的都督刺史以及李唐宗室外戚都在典礼举行前十天到洛阳集合。诏令一下，李唐宗室惶恐不已。他们认为，武则天将他们集中到洛阳，是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在这种恐慌情绪的支配下，宗室成员开始彼此联络，密谋造反。接到密信的除了前几代皇帝的儿孙等男性成员，还包括那些早已嫁为人妇的公主。
由于叛徒告密等种种原因，造反被迫提前举行，而且造反者也从整个李唐宗室萎缩成了越王李贞和琅琊王李冲父子俩。这种不成规模的叛乱根本无法对新政权构成威胁，很快就被武则天镇压下去。
在清除李唐宗室的这场大狱里，周兴是最大的功臣。他快捷而有效的断案方式深受武则天的赏识，累迁升为秋官侍郎，在新旧酷吏中独领风骚。由社会底层爬上高位的周兴，以加倍的勤勉和忠心来报答武则天的知遇之恩，真可称之为上体天心，下戮人心。载初元年（689年），武则天听从周兴的奏请，废除所有李唐宗室的皇亲身份，取消了李家宗籍。从权力的外在形式上看，曾经辉煌灿烂的李姓时代就这样成为过去式。其实并不尽然，武周新朝从来就没有被帝国官员真正承认过，在精神上，他们还是唐人。就算那些忠心耿耿的官员，也只是服从于武则天本人。李唐高祖、太宗、高宗三代帝王统治尚算开明，民心未散，知识分子深受正统观念影响，支持李唐势力的朝臣更多，这对于新生的武周政权极为不利。
根据《旧唐书》所载，皇族子弟215人，非命而亡的约有113人，其中武则天掌权时被杀的占60%，加上流放、潜逃的，则占到73%。李唐皇族的女眷与亲友也有数百家遭受屠杀，被杀者皆就地草草掩埋，年幼的则没为官奴，“唐之宗室至是殆尽矣”。
来俊臣究竟有多酷
酷吏在残害同类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与科学史上那些伟大发明相比也“毫不逊色”。古代的刑法可谓千奇百怪，手段极其残忍。有笞杖、鞭扑、枷项、宫刑、刖刑、割鼻、斩首、腰斩、梳洗、剥皮、烹煮、绞杀、凌迟、车裂等多种名目。这些手段不仅反映了思维的发散性，在具体操作上更体现了执行者的专业水准，光是那些做工精巧的刑具就让人叹为观止，在“术”的层面上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如果我们把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放在一起举行一场技能大比武，来俊臣是当之无愧的冠军。在索元礼、周兴等人的眼中，酷刑就是简单的暴力行为，是对受刑者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他们与来俊臣相比，无论是手段还是效果都难以企及。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来俊臣：“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坏人，或小说里的恶棍，只要跟来俊臣一比，都会黯然失色，只因任何恶霸如果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多少都能发现人性的流露，只有来俊臣，他连一丝人性的痕迹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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