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乾元为急剧转变之枢纽；此一年户数比天宝十四载约损七百万[2]，口数约损三千六百万[3]，森谷以为由于战争死亡及隐匿过甚[4]，固然是两个要因。然尚有彼未注意者一，即此数只包含一百六十九州，概言之，只得天宝末州郡之半数，如以二倍之，应约户四百万，口三千四百万；但安、史所盘据或残破之地方，人口率多属较密，是又不能遽用比例推算者。
其次，据李吉甫《元和国计簿》，元和二年有户二百四十余万，前视建中，后比长庆，均所差颇大。考吉甫言，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5]。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全国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率以两户资一兵云云；按山南、剑南、岭南三道又畿辅及河南、河东[6]、江南三道之一部，其收入当不菲，作何处置，吉甫并未提及。复次，由二九五州减去一百二十州（七十一加四十九），仍剩一七五州，应属于吉甫所未提之地域，由是思之，此一七五州之收入，除用以供给政费及皇宫开支外，直无他途，吾人讨论唐代收支时不可忽略此一点[7]。
抑逃户之弊，改定两税后仍未少戢，是亦元和户数较少之一因。元和四年六月敕：“两税法总悉诸税，初极是便民，但缘约法之初，不定物估，粟帛转贱，赋税自加。”（《会要》八四）同时李翱《进士策问》云：“初定两税时，钱直卑而粟帛贵。……及兹三十年，……其输钱数如故，钱直日高，粟帛日卑，……是为钱数不加而其税以一为四，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李文公集》三）十五年李渤疏：“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旧书》一七一）逃避之始，由于所纳实物，增加数倍，继而已逃之赋，复摊派于未逃，大有令人非逃不可之势。又六年衡州刺史吕温奏：“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贫穷、死绝、老幼、单孤、不支济等外，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后团定户税，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臣昨寻旧案，询问闾里，承前征税，并无等第，又二十余年都不定户，存亡孰察，贫富不均。……州县虽不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元龟》四八六）依温之言，匿税者直达三分之二，其所以能隐匿，则因不执行三年一定户有以致之。
天宝中岁入岁出，据《通典》卷六所推估（《元龟》四八七记在天宝八年下），物归其类，可次列为三表：
（表内小计数字用大写，余俱小写，下表同。附×号的均是约计之数。）
① 据《敦煌掇琐》三《天宝官帐》，大绵每屯估一百五十文。
② 按每丁调布二丈五尺，庸每日折布三尺七寸五分，合二十日为七丈五尺，两项相加计十丈即二端（布五丈为端）；今《通典》云，“两端一丈五尺”，殆将调麻三斤折布一丈五尺也。
③ 《新书》五一于天宝五载下记称：“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与《通典》相比，知材料同出一源，但粟数漏计出布郡县五、二○○、○○○石，布数漏计江南郡县五、七○○、○○○端，故总数与《通典》不符。
《通典》又云：“诸色资课及句剥所获[8]，不在其中。据天宝中度支每岁所入端、屯、匹、贯、石都五千七百余万，计税钱、地税、庸调、折租得五千三百四十余万端匹屯（贯石），其资课及句剥等当合得四百七十余万。”按此四百七十余万，未据将各单位所占数目分别列出，故无从计入。
比观（乙）（丙）两表，便见钱、米两项，收支相抵。（丙）表未将绢、布、绵三项细数开列，本来不能与（乙）表相比，惟是（乙）表之虚数约计，只得五二、三〇〇、〇〇〇，而据《通典》所注，实是五三、四〇〇、〇〇〇，则约计内少差一、一〇〇、〇〇〇，此外尚有资课等四、七〇〇、〇〇〇，故（乙）表收入之匹屯端二五、三〇〇、〇〇〇，亦可认为与（丙）表支出之匹屯端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大致相抵。
唐代财政之收入与支出，都在中央一大系统之下运用着，地方应支出若干，中央即在征收所得中令其留下，故税款分为供京、留使、留州三项；留使者送交本州所隶之节度或观察使支用，留州者即留在各本州支用。《唐代财政史》谓“留使则是解交诸道的，留州是地方应克留下的税款”，（一五一页）然“诸道”亦是“地方”，对于各级支用之区别，说来殊不清楚。
①《通典》云“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按一千一百万与一百九十万相加，应为一千二百九十万，《通典》之“六十”当校正为“九十”。又《旧书》三八称，“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匹段，……大凡千二百一十万”，数目亦误，前数当校正为一千一百万，后数当校正为千二百九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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