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之判愈明，服御之制亦随而愈密。汉高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苻坚制金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周书》六建德六年，令民庶以上，唯听衣绸、绵绸、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等九种，余悉停断。涉官吏章服，其制繁缛，故不复论及。
旧说以改正朔、易服色为上古革代之新政，前者属于误会，已于历法节辨之，易服色之误会亦然。种族不同，好尚自异，战胜之族，如非遇特殊环境，未必即向被征服者低头同化，故《礼记·檀弓上》所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又《明堂位》，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此非周族故意向商族取异，乃自保其原有之习惯而已。后世缺民俗认识，更将不同之习俗，移转于等级之差别，则愈演变而愈失原意。
依于经济及其他发展，服御之限制，势必无法长久维持，“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旧书》四五）便随而产生。
唐人一般多戴幞（音伏）头，“起于周武帝，盖取便于军容”，（《会要》三一）其法以三尺皂色纱绢等覆首向后，尽韬其发，一谓之四脚（脚亦作角），乃四带也，两脚系脑后垂之，两脚系颔下，取其服牢不脱，无事则折脑后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名见《会要》引武德四年敕）。其后又改为硬脚（参《梦溪笔谈》、《演繁露》及郭思《画论》）。
席帽，本古之围帽也，男女通服，以韦为之。隋炀以后，丈夫者组藤为盖曰席帽，盖取其轻。后或因薄不御寒，长孙无忌用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参《中华古今注》、《资暇录》及《朝野佥载》）。
衫子亦曰半衣，取便侍奉，（《古今注》）贞观时，士人以棠苎襕衫为上服，（《新书》二四）后则臧获贱伍皆服襕衫。
半臂亦曰背子，隋始制之。
唐人以狐背为裘而弃其白[117]，取其厚而温。（《汉书·匡衡传》颜注）
唐初，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幂罗，虽袭自外族，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虽禁断而无效。中宗时无复羃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士庶相仿，帷帽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穿丈夫衣服靴衫，尊卑内外，同为一贯，（《旧书》四五）此唐代女子逐渐解放之一事也。女子之帷帽，四周垂丝网之，施以珠翠。（《中华古今注》）
披帛或云始于秦，（《事林广记》）或云女子古无披帛，开元中始诏世妇等参侍时披帛，（《中华古今注》）今世俗婚娶，男妇皆披绛帛，即其遗制。（《天香楼偶得》）
自北朝以来，男女衣饰多尚胡服窄袖，唐初犹尔，至开元后稍博。（《笔谈》）[118]大和六年敕定，袍袄等曳地不得长二寸已上，衣袖不得广一尺三寸以上，妇人制裙不得阔五幅已上。裙条曳地不得长三寸已上，襦袖等不得广一尺五寸已上。开成四年淮南李德裕奏，管内妇人衣袖先阔四尺，今令阔一尺五寸，裙先曳地四五寸，今令减三（或本讹“五”）寸。（《会要》三一）向达近年研究敦煌壁画，谓自六朝至唐初，男女俱著胡服，即所谓裤褶，男衣短仅至膝，折襟翻领；女衣亦同而稍长，内面另有长裙，肩披肩巾，俱穿胡靴[119]；足觇李唐一代服装趋尚之转变。
第六十七节 社 会 杂 缀
北齐之世，距南北分裂已约二百五十年，根于彼此隔绝及其他原因，故社会风气互殊，可取颜之推《家训》数则以作示例：
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齐整，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士，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奴，仅充而已。
江左不计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婢媵终家。……河北鄙于侧出，不预士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于子者[120]。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尝识者，唯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此乃恒代之遗风乎。
河北妇人织纴组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南也。
南人宾至不迎，相见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并至门，相见则揖。
江南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对他人言则曰族人。河北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
凡上所言，似可以表现唐代所谓“家法”之一斑，无怪乎开、天间传家法者推崔沔之家学，崔均之家法，又贞元已来，家法以崔倕为首，（均《语林》一）都落在河北崔氏也。然李晟治家有名，（同上）彼固非出身旧族者，是又不可一概而论。
陈氏云：“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121]按柳睦州（齐物）以锦帐三十重娶名倡娇陈，（《因话录》宫）齐物即玄宗柳婕妤之兄，玄宗曾赞“柳家多贤女子”，（《语林》四）又李德裕所娶，乃为不知其出之刘氏（见四五节），是未至于世俗所弃之甚也。陈氏又云：“唐代德宪之世，山东旧族之势力尚在，士大夫社会礼法之观念仍存，词科进士放荡风流之行动，犹未为一般舆论所容许，如后来懿僖之时者。”[122]按进士长安狎妓，开元时旗亭画壁，是其一端，（并参《开天遗事》）白行简之传李娃，白居易之赠阿软，（《集》一五）元和前何曾有所顾忌？又刘开荣云：“山东士族抬头，礼法之风，开始浓厚。”[123]然大中年正是进士科抬头时候，而同时宣宗女万寿公主，却令从士人法，又敕公主、县主有子而寡者不得再嫁，复次，由高祖至代宗，公主再嫁之可知者计廿五人[124]，下迄宪宗，三嫁或三嫁已上者五人[125]，后此史文或不尽详，相信总比已前为少，是否吾人可认德宗已降为山东士族抬头时期？涉此类问题，吾人要当别寻其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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