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唐人写“循”“脩”两字，颇难辨别，故他书或称为“强脩”，参看拙著《元和姓纂四校记》四一八—四一九页。
20.据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五日《南方日报》，宁夏省政府东自黄河岸石咀山起，筑公路长三百里，西至阿拉善旗蒙族自治区巴音乌拉山下之吉兰泰盐湖，湖周约一百六十里，有深达五尺的盐层，殆即唐代怀远县盐池。关于吉兰泰盐池，可参《蒙古游牧记》一一。
21.鞠著《唐代财政史》引《元龟》四九三有梁州，无果州（五八页）；按梁州即兴元府，不属剑南，“梁”是“果”之讹。又本文盐井之数，系据《通典》一〇；《新书》五四则言黔州井四十一，成、各一，果、阆、开、通一百二十三，邛、眉、嘉十三，梓、遂、绵、合、昌、渝、泸、资、陵、荣、简四百六十，合散得六百三十九，与《通典》相差颇巨。
22.关于盐之专卖，可参鞠氏书五六—六四页。
23.榷酒法之变更，可参鞠氏书七〇—七四页。
24.《通鉴》二二三胡注据宋白引大历五年诏：“自今已后，宜一切以青苗钱为名。”鞠氏书沿之；（一九页）可是大历八年正月制仍称青苗、地头，（《制诏集》一四）长庆三年元稹奏（《长庆集》三八）及会昌三年七月制又只见地头钱之名。
25.加藤繁《唐宋柜坊考》谓僦柜即《乾子》之柜坊，赁其柜以藏金银财物而付保管费，与质库异，辨《通鉴》胡注之误。又认《霍小玉传》之寄附铺即柜坊。（《师大月刊》一卷二期）按吾县旧俗质库建筑颇固，除质当外，亦代人保管财物而收费，想中古时亦两者兼营，无专立一业之必要，此可比观近世银行而知之。佐野以为农民卖农产的所得税，（同前引书二三○页）非也。
26.鞠著以为除陌钱一项只是停止加算，（九九页）是也，可参看。
27.同集三，《进士策问第一道》又云：“初定两税时，钱直卑而粟帛贵，粟一斗价盈百，帛一匹价盈二千，税户之岁供千百者不过粟五十石、帛二十有余匹而充矣。……及兹三十年，……而其税以一为四。”首须说明者此文内之两个“千百”，均应乙正为“百千”，与疏内之“十千”文例相同，犹云“百贯”（粤俗旧亦呼“百贯”为“百千”）。再以粟斗价百、帛匹价二千与应纳实物相勘合，价目之数字，并无错误。但与疏文之绢匹四千、米斗二百之价相比，则价值较廉一半；可是此两段文字均指建中初定两税时之物价，不应悬差若此，故知其中任一必误，兹以疏上在后，故从疏说。
第四十二节
28.《急就章》颜注：“锡一名（音引），在银、铅之间，今名白镴也。”
29.《谈宾录》谓开元钱初进蜡样日，文德皇后搯一甲迹，故背有搯文，但据《钱录》八所著录，则搯文不一其式，彼以为当时铸者各作标识示别，事属可信；况武德中文德犹是王妃，蜡样似无缘通过其手。傅振伦言武德铸钱“上有州名”，（一九五五年《历史教学》二期二四页）大约系误会昌所铸（见下文）为武德所铸。
30.《元和志》二八，饶州有永平监铸钱，疑即同时所置。
31.依计应为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通典》九作“二十二万七千余贯文”，《新书》五四《食货志》（竹简斋本）作“三十三万七千缗”，各有错误。
32.《会要》八九及《旧书》四八《食货志》同；惟《新书》五四作“十二斤”，疑误。
33.《新书》五二引长庆时户尚杨於陵云：“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万而已。”按以岁铸三十三万贯计之，每贯用铜、锡等成本七百五十文，则毛利（薪炭、工匠等费用未扣）约为四分之一，即每岁总毛利约八万二千五百贯，是知於陵所谓“百万”“十五万”，系指“文”数言，非指“贯”数言，恐有误会，特揭出之。
34.鞠著批评此一事云：“不过江淮七监所铸得的钱币，不完全是运送到京师，有些是在荆、扬二地散放，难道后者也是‘本倍利’，江淮钱监就根本没有经营的价值了吗？或者是史书有缺误，据我们所知道的江淮七监于此以后仍然铸钱。”（八一页）所言仍只是片面的观点。吾人须知铸钱之铜、锡、铅等材料，多由收购而来，当日等重之铜器，比钱价为贵，韩洄所言“每贯计钱二千”，究竟原料需价若干，未有说明，如其超过一千，则是亏本事业，安见有经营价值，此其一。全国方闹钱荒，江淮所铸不过四万五千贯，中央正靠此批官铸好钱以资周转，未必愿在南方散放，此其二。至鞠氏谓江淮后来仍铸，未提证佐，故不复论。
35.美人A.M.Davis：Certain Chinese Notes据《泉布通志》上，有永徽年十贯钞、会昌年（无贯数）钞两种（见一九三三年《中国经济》一卷二期秦璋《唐代货币之一考究》），前者称：“吏部奉旨印造”及“首告者给银三十两”，后者称“内阁奉旨印造”及“告捕赏银贰佰陆拾两”，均与唐代官制、职掌及经济状态不符，其为伪造，无待深辨。
36.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二，“唐天下有铁之县一百三”，殆据《新书·地理志》统计之，但《新书·地理志》之数实一百一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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