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十宗之中，禅、密最为广布，然禅则与原义（瑜伽）相背驰，密则仅存其躯壳，推原变化，无非为群众力量所转移。
同理，神之显赫或退藏，亦常依多数群众之力量而转变。大抵意义与多数接近者，得维持或扩充其信奉，否则渐隐没而不彰，此在印度上古宗教史中，已显示其例。如敦煌石室所绘佛像，文殊菩萨最多（八十铺），文殊之详名曰文殊师利（Mañjuśrî），汉译妙吉祥菩萨（乘师子），其名称应是一般人所喜。又如药师佛（其像多左手持药壶，右手执锡杖）有治病之能，信仰之多，亦不待论。
更有在流传中而改其形象者，如梵文之Avalôkiteśvara，汉译观自在，或观世音，唐人讳“世”，省称观音，法显自耶婆提返广州，舟遇飓风，一心念观世音，以其能救苦救难也。但观音本男性，晚唐五代所绘，尚带胡须（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称，朝士号蒋凝为水月观音，即潘安仁、卫叔宝无以复加，可证），大约以貌美之故而逐渐女化者。
复有依群众之习惯而改其数目者，据玄奘译《法住记》，罗汉（arhan，arhat，犹言悟晓）数止十六，印度、我国西藏古代传统亦然。由十六增为十八，是唐末之事。余谓太宗、玄宗两代都有十八学士，世所艳称，罗汉之增加，即联系现实之影响。
不可不特记者，佛教之宣传方法。马鸣菩萨（Ashvaghosa，生公元前后）所著的剧本，原供佛教宣传之用。梁慧晈著《高僧传》，特附经师、唱导两门，同上《慧重传》言其“专当唱说”，可见六朝寺院，已定唱说为专职。原夫天竺之赞，作偈以和声。及夫东来，赞法于管弦，则称为梵呗，六朝所传，有《泥洹呗》、《西凉州呗》诸曲。若夫唱导之要，厥有四事，四事既备，又须适应环境，因人说法。至如“八关初夕，旋绕周行，烟盖停氛，灯帷靖耀，四众专心，叉指缄嘿。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感则洒泣含酸”，说法之妙，能臻此境，斯已神乎其神。慧晈所谓“经、导二伎，虽于道为末，而悟俗可崇”，想其术必天竺早传，非创于中土也。唐世寺院，常举行俗讲，实即唱导之一种。俗讲之际，往往由两和尚主持，先由都讲高唱经文一段，随由俗讲法师加以详说，如此往复不已。日本圆仁留学长安，曾称城中俗讲，以文溆法师为第一云。宣宗时曾以讲座及唱经座赐新安国寺，（《杜阳杂编》）至俗讲材料，多取材于《法华经》、《涅槃（即泥洹）经》、《华严经》、《阿弥陀经》、《维摩诘经》、《佛主行集经》《身喂饿虎经》等。涉于唱经之“变文”，俟下节详之。
第十六节 佛徒撰译之文艺价值
佛徒译著，在我国文学史上实占一重要地位，往日儒家率视佛为异端，遂并其文学价值而蔑视之。由今以观，此中固不少佳作，且有非近世翻译界所能望其项背者。今试先就三国、六朝，各举一例：
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叙须大拿（Sudâna，汉译善友，即佛之本生故事）太子性好施舍，被逐出国，携妃及一双儿女入山，身边什物，施舍净尽。某日，妃外出，彼竟允婆罗门之请，以儿女舍给之，其下接述妃回家所说：
妇还，睹太子独坐，惨然怖曰：“吾儿如之？而今独坐。儿常睹吾以果归，奔走趣吾，躃地复起，跳踉喜笑曰：‘母归矣!饥儿饱矣!’今儿不来，又不睹处，卿以惠谁？可早相语。祷祀乾坤，情实难云，乃致良嗣。今儿戏具泥牛、泥马、泥猪、杂巧诸物，纵横于地，睹之心感，吾且发狂。将为虎狼、鬼魅、盗贼吞乎？疾释斯结，吾必死矣。”
以散文描写母爱，情景逼真。又罗什译《法华经》，称佛引人入道，犹如向导，旅行疲乏，不愿前进，善向导者乃化为一城，使其入息。待众人精神恢复，彼又
集众而告言：汝等当前进，此是化城耳。我见汝疲极，中路欲退还，故以方便力，权化作此城，汝等勤精进，当共至宝所。
用五言无韵文戒人勿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又自成一体。沿至初唐，运用与骈文相近之四言，语简意明，用笔灵活，尤为不易几及，如《大唐西域记》一二叙朅盘陀国故事云：
此国之先，葱岭中荒川也。昔波剌斯国王娶妇汉土，迎归至此，时属兵乱，东西路绝，遂以王女，置于孤峰。峰极危峻，梯崖而上，下设周卫，警昼巡夜。时经三月，寇贼方静。欲趋归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惧，谓徒属曰：“王命迎妇，属斯寇乱，野次荒川，朝不谋夕。吾王德威，妖氛已静，今将归国，王妇有娠，顾此为忧，不知死地，宜推首恶，或以后诛。”讯问喧哗，莫究其实。时彼侍儿，谓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会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从日轮中，乘马会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归必见诛，留亦来讨，进退若是，何所宜行？”佥曰：“斯事不细，谁就深诛，且推旦夕。”
唐初四言文运笔灵活，有时且超出前人散体之上，例如晋法显《佛国记》（即《佛游天竺记》）述铁轮王召恶人作地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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