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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_朱悦梅/杨富学【完结】(54)

  唐代回鹘原为游牧民族,文化水平并不很高,直到摩尼教的传入,才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朗及地中海地区的先进文明。因为摩尼教综合了诺斯替教(Gnosis)[1]、祆教(Zoroastrians)和佛教的各种因素,加之摩尼教徒往返于唐朝与回鹘汗国之间,不断地将先进的唐文化加以吸收,来自东西方的诸文化与回鹘结合后,又获得了新的发展,融通杂糅而形成回鹘文明的基本特征。同时他们也逐渐接受了来自粟特地区的摩尼师所传播的粟特文,后经过改造创制了回鹘文。

  回鹘文形成于8世纪中叶,是以粟特文字母为基础而创制的。遗憾的是,回鹘文在漠北回鹘汗国中行用的证据却甚为稀见,唯一的证据就是20世纪50年代于蒙古国乌布苏省图尔根苏木发现的回鹘文碑铭《乌兰浩木碑》[2]该碑的时代无法确定,仅知为840年回鹘迁徙之前的遗物,差强可证回鹘文在漠北回鹘汗国时代的使用。

  图5-1 最早的回鹘文文献——乌兰浩木碑

  9世纪中叶,回鹘帝国崩溃后,部众大量西徙入河西走廊和新疆,此后,回鹘文才得到了广泛推广。

  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11世纪维吾尔族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所著《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说:

  所有突厥语采用的基本字母有十八个,突厥文(即回鹘文——引者)是由这些字母组成的。[3]

  经过不断地发展,到元朝时期已发展为21个。彭大雅《黑鞑事略》称:

  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行于回回(指回鹘人)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字则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傍上凑成。

  由上可以看出,回鹘文字母数量呈与时俱进之势,先为18个符号,后发展为21个,最后才发展成23个。这是学术界目前通行的说法。而实际上,在早期回鹘文中,其字母数只有15个,依次为:

  1. a、ä、n

  2.ï、i

  3.o、u、ö、ü

  4. g、k

  5.y

  6.q、γ、x

  7.b、p

  8.s、š

  9.t

  10.d

  11.l

  12.m

  13.č

  14.r

  15.w[4]

  关于这一点,元末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八对回鹘文所作的记述可与之印证:

  畏吾儿字虽有二十余母,除重名外,止有一十五音。因此,应声代用者多矣。

  图5-2 回鹘文字母表

  其中,n和g两个字母连写即表示ng,故有学者认为回鹘文字母最初应为16个,“用以表达36种左右突厥音位及其变化。后来字母有所增加,但也不超过20个,应声代用之字甚多。回鹘文字的这些特征,有时会造成回鹘文文献的破读显得非常困难”。[5]这也是可以接受的说法。

  在23个字母中,5个用来表示8个元音,18个用来表示21个辅音。字母的写法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形式不一。其写法最初由右向左横书,后可能受汉文的影响而改为自上而下直行竖写。早期回鹘文中的s和š,n和a(在词中),x和q不加区分,只是后来才在相应的字母之左或右加一点或两点以示分别。早期回鹘文文献中的y和w也不加区分。在字体上,回鹘文的形式也比较多,有棱角突出的刻经体,有笔画圆润的写经体,有龙飞凤舞的草书体,也有线条流畅的行书体,更有书写直硬的硬书体和字体紧凑的活字体。[6]回鹘人用这种文字著述了大量的文学、世俗作品,并翻译了大量的摩尼教、佛教、景教和道教经典。从近、现代的出土文物看,回鹘文一直流行到15世纪,其后虽趋衰亡,但并未立即退出历史舞台,直到16世纪还为吐鲁番、哈密等地的维吾尔人所使用,在甘肃河西走廊更是使用到17世纪后期。

  回鹘文字在河西地区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使用,这从清人吴广成著《西夏书事》卷十二中可得到印证:

  元昊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

  在西夏蕃字院所掌管的文字中,既有藏文(西蕃),也有回鹘文,与二者并列还出现有“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张掖是甘州回鹘的国都,交河指的则是高昌回鹘的国都。回鹘文是高昌回鹘最流行的文字,此外是汉文,另外还有摩尼文、福音体文等。汉文归入汉字院;摩尼文自10世纪末以来即随着摩尼教的衰落而少见使用,更未对西夏产生影响;福音体文在回鹘汗国使用不多,而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偶有所见。所以,西夏蕃院所管的“交河”文字,其实主要是指回鹘文。推而论之,“张掖”文字自然主要指的也应是回鹘文。在敦煌出土的汉文写本敦研001 + 敦研369 + P. 2629《归义军衙府酒破历》中有“案司修甘州文字”(第46行)、“供修甘州文字孔目官”(第85行)等字样,同时又可看到“孔目官修西州文字”(第23行)、“案司修西川(州)文字”(第92行)等内容。[7]这里的案司,又称“孔目司”,为归义军节度使下属机构,掌文案,其主事者称都孔目官。沙州案司内孔目官所修“甘州文字”、“西州文字”,无疑均指回鹘文。从敦煌等地发现的回鹘文写本中也可看到回鹘文在张掖地区的流行。前引日本京都有邻馆所藏回鹘文佛经印本残片(编号为Fuji Yűrinkan Uigur No. 24)载:“愿成就圆满。至正二十一牛年(1361年)三月一日于甘州(Qamču)印制。善哉,善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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