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安南来威图》目录和内容不完全一致，[131]且《安南来威图册》并无总合《安南来威图》和《安南辑略》的目录，何时结合为一书的状况不明，可能此书经过多次的编辑与出版。而且《明史》与黄虞稷（1629～1691）《千顷堂书目》皆称“江美中安南来威辑略”，[132]与不见于现存《安南来威图册》的《前给事中严从简安南来威辑略序》和沈懋孝《安南来威辑略后语》所题者，或应为同一书。[133]但这些有限的记载均未提及有图，是否《安南来威辑略》就是《安南来威图册》？严从简序自称“前给事中”，并言“予罪窜星源……后获安南来威辑略”，应是其在1567年到1575年降职为婺源县丞之间或是之后所题，[134]很可能晚于收录了凌琯1566年序的《安南辑略》，但从现存《安南来威图册》未录严序来看，也许严从简所序并非《安南辑略》，而是另一独立出版但今已不存的《安南来威辑略》？还是因为严从简的经历或其他不知名的原因，使得现存的《安南来威图册》删去其为《安南辑略》所书之序？
无论如何，《安南来威图册》系列可能印刷并更动了数次，而其制作应和江氏三世的生涯密切相关。江一桂并无功名，是由乡荐起家，虽然《安南来威图册》对其宦迹记载历历，但就其中主要标举的安南事件来说，《明实录》中完全没有江一桂牵涉此事的记录，若非《安南来威图册》的留存，其在此事件中的作用几乎不见于明代史料。相反的，《明实录》中唯一关于他的条目，却是“革云南按察司副使江一桂职，仍命所司逮治之。以一桂先任广西太平府知府，赃污不职，为巡抚都御史张岳论劾，故也”。[135]此革职令与前述《安南来威图册》所录明世宗派其出使云南升迁敕令，仅相隔三月。而革职令发出后数日，江一桂便过世了。也难怪沈懋孝在《安南来威辑略后语》中感叹：“忠信行蛮貊，而不获于当路，其命也。夫不有兹编，后世曷知？”[136]而列名为主要编纂者的江美中亦无功名，地方志言江一桂招抚之事，“一切多美中赞画”，[137]或许也因此江美中于书中特别强调其父的安南事迹。不过相关的纪念活动多是其孙江朝阳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中举后，[138]陆续花了十余年才请人完成墓志铭、传记、宦迹图序等文章，在此基础上也才得以编纂《安南辑略》，并进而发展为《安南来威图册》。
江美中与江朝阳以刻版刊印的江一桂宦迹图，除了跳脱宦迹图通用的绘画媒材之外，还有几个不寻常的特色值得一并考虑。首先，江氏并非一般宦迹图中常见的进士出身之中高阶官员。像江氏这样由乡荐起家而任职中低阶外官者，通常难以跻身标榜“琼林宴”、“金门待漏”等的宦迹图主角行列。虽然少数中低阶官员亦绘有为官经历，但多为单独制作标举德政者，如《邓程番遗爱图》乃为“贵州有府名程番”所作，[139]或是《绘图赠美鄞令蒋君德政序》。[140]只有极少数具有难得事迹者，如《郑节推八事卷》中除了德政外，尚有《连城御寇》、《胥水征蛮》等非一般府县政府常见的政绩，才会模仿中高层官员制作系列宦迹图。尤有甚者，《郑节推八事卷》对中高层官员宦迹图的模式亦步亦趋，非但题名类似，而且由于郑氏缺乏一般宦迹图起首常见的“鹿鸣宴”等登科履历，故以太学的《桥门卒业》来代替。[141]相反的，《安南来威图册》不但名称不再依循宦迹图的通例，也不同于前述如《志穷卷四图》以特别命名来突显特定主题的方式，而是根本摒弃宦迹图以主角生平经历为序的叙事结构。《安南来威图册》的目录特地宣称：“外攘本于内修……于是覆迹诸所绘图以附焉。”[142]将其在安南事件之前任职的建宁与凤阳政绩，连同于太平府等处的德政置于招抚莫登庸一事之后。也就是说，《安南来威图册》以安南经历为中心，将江一桂的宦迹履历重新组合，而舍弃了一般宦迹图的时间序列架构。《安南来威图册》如此主题鲜明的编排，比起一般宦迹图更为灵活地突出了江一桂的事迹。再结合媒材来看，宦迹图常见的绘画形制，多为一二十则以内的事迹，像《梁梦龙恩荣百纪图册》是极少见的特例。相反的，版刻书籍动辄超过数十乃至数百页的容量，《安南来威图册》就收纳了图像之外其他相关的文书记录，如“投降本”，以及部民之美辞，如《征南奏捷赋并序》、《奏绩序》等，用图文并重的方式更加突显江一桂的事迹。宦迹图常用的绘画媒材即便有副本，其流通仍旧有限，而《安南来威图册》刻版成书能够大量复制而传布。江美中和江朝阳透过印刷媒材和以安南事件为中心的编辑架构，互为表里地使《安南来威图册》较一般宦迹图更为突出江一桂的政绩。
《三省备边图记》
如果《安南来威图册》借由以安南事件为中心重组江一桂事迹，以及以刻版印刷等方式跳脱一般宦迹图的框架，《三省备边图记》则透过版画的媒材呈现出明代战争图新的发展。此书为苏愚自己所编纂，依据邹尔瞻序言，“公驻镇都匀，暇日念曩时劻勷之状，乃各为图以纪其事”，[143]应是苏愚1582年尚在贵州时，[144]就开始将其在福建、广东和贵州三省之边事战功绘图纪事，该年冬请邹尔瞻序之，第二年（1583）任江西布政使后自序于夏五月，故大约此时完成刻版。《三省备边图记》所记，包括从隆庆元年（1567）苏愚备兵兴泉到1569年平定福建倭寇海寇，1572年末到翌年平广东山寇，1574年平潮寇，1579年到1581年底抚苗，以及之后招抚阳洞僮人。全书大抵依照时序和区域编排，描绘苏愚在三省之边事战勋，并细分为平定或招抚倭寇（闽）、海寇（闽）、山寇（粤）、潮寇（粤）、苗（黔）、僮（黔）等。除了《永宁破倭寇图》和《安海平倭寇图》为两图合有《永安平倭记》外，其他均一图在先，一记在后。各细类之末均以朝廷钦赏图与记作为总结，如《平倭寇钦赏图》和《平倭钦赏记》，《有苗来格之图》和《格苗钦赏记》等。现存《三省备边图记》最后《抚阳洞钦赏记》不全而缺页，但从编排结构来看，以《抚阳洞钦赏记》作结应尚为完整。因此，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孤本《三省备边图记》计有福建十图、广东九图、贵州六图的状况，可能很接近原貌。相较于明人文集中记载的战勋图来说，《三省备边图记》共描绘25幅战争相关图像，数量不可不谓惊人。相较之下，一般文集对战争图的记录多半简略，而无详细内容的描述，但从前述《平番图》卷来看，很可能是以典礼、军伍和交战等元素组合而成，或是撷取个别单元而为《出师图》、《凯旋图》等，基本上都是以卷或册的形制总括来代表某个战争。相反的，《三省备边图记》的二十五图不但将苏愚的战勋区分为三省，更细分为针对不同寇夷的图式，并在各寇内又再切割出数个战役，如此将战伐图像层层分类，而得以发展出新的变化。[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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