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15 明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之《永宁破倭寇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首先，《三省备边图记》针对平地倭寇、海寇、山寇、潮寇，依据战场、对象的不同衍生出四种图式，并在其中呈现出双方战况激烈的场景。第一种图式平地倭寇之战，包括《永宁破倭寇图》（图1-15）、《练兵平倭寇图》等，通常以画面中央平地上明兵与倭寇两群人马各由左右向中央冲锋的打斗场景为主，周围环以山石、城墙、军旗掩映等背景。透过突显明兵的数量和士兵高举武器勇猛冲锋之貌，与倭寇大部分返身败逃或受伤仆倒在地，形成明显的对比，呈现出明兵在战斗之中明显占优势的情况。双方向画面中央冲锋的动感，以及其手执长兵器如长矛或大刀所造成的方向各异之线条，都加强了战场骚乱的动势，造成激战的效果。再加上双方挥刀的姿势，步兵、骑兵等不同军种，酣战中的兵士与新进入战场的倭寇，以及倭寇受伤仆倒在地或砍取倭寇首级等血腥场面的细节，都大大提高了画面的真实感，让观者如临战场。同样的，第二种图式平山寇之役，包括《南岭破山寇图》（图1-16）、《九丫树破寇图》等，也沿用前述战斗表现模式，但将战场转变成在山岭之中，并在山坳与山脊间加上士兵行军与兵刃相接的场面，而表现出不同于平地的作战景象。第三种图式平海寇之战，有《漳潮征海寇图》、《连澳攻海寇图》（图1-9）等。右方一隅经常是在岸上指挥身着官服的地方官，望向左方大片布满战船的海面。占多数的明朝战船驶向左方，兵士手执兵器航于海涛之间，前锋船只的士兵开始与倭寇作战，海寇之船则着火败逃或坠海。画面边缘有时绘有众多绑着旗子的船只桅杆，其作用如同前二图式掩映在土坡后的军士一样，具有暗示战况规模更大的效果。第四种攻城之图仅有一幅《平潮阳剧寇图》（图1-17），但十分有特色。画面以紧闭城门的环形城堡为中心，倭寇露出头颅与兵器缩于城墙之后，城堡之外则是一面举盾牌一面向城墙移动与射箭的大批明兵，形成动感很强的骚动场面。战争图至此非但脱离早期如金代《赵遹泸南平夷图》的简单模式，也远比前述《平番图》卷重复三次在山间攻破番贼的场景来得有变化，而发展出不同细节以因应不同战场与对象，展现了更为生动的作战图景。
不仅如此，《三省备边图记》所描绘的战勋相关典礼也更为复杂。《抚处铜鼓诸叛苗图》（图1-5）、《抚叛苗者亚图》（图1-6）等描画文官接受苗族降贡之景，虽然是过去战争图绘常见的受降之典，但是画家增加了一些元素，使此景的叙事性效果大为增加。如众多执兵器军旗的兵士立于军帐四周，两名着官服的地方官坐于军帐中，苗族首领带着坛罐、牛只率领人民跪于帐前请降，还可见到人民身旁散置的包袱，以及为数众多的苗族人民正自远方房舍穿过山石走来等。相较于《赵遹泸南平夷图》仅描绘数名降者双手捧物献予将领的简单描画，《三省备边图记》的场景显然复杂许多。而且《三省备边图记》还出现新的仪式题材，《平山寇升赏图》（图1-18）、《平倭寇钦赏图》等描绘战争抵定后，朝廷中央遣员封赏苏愚的情形。画面左方通常为来自朝廷的使者从官舍外骑马行来，官舍内外排立着士兵与敲锣打鼓庆祝的民众，等待受升赏的苏愚在厅堂中央恭候遣使的到来。虽然在《三省备边图记》中这类升赏、钦赏图的格式一致，但其套用于各类平抚战争和受降典礼之后，倒也有强化全书区隔出不同战争图式的作用。
图1-16 明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之《南岭破山寇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1-17 明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之《平潮阳剧寇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1-18 明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之《平山寇升赏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剿贼图记》
较之《三省备边图记》的图式，《剿贼图记》表现出战争图于晚明进一步的变化。此书为玄默（玄姓后为避康熙玄烨讳改为元，因此清代文献有时亦称元默）所编，[146]共有二十四图，依照时间先后，描绘其自崇祯六年（1633）抵河南彰德府追剿高迎祥等众，[147]至1635年春追至河南确山县一带。不过吴阿衡（？～1638）书于1634年的序似乎认为剿贼进行到1634年春已经告一段落，“乃公于客夏受事，越仲春而贼已无踪”所指乃1633年夏到1634年春；[148]其在总结玄默之功时所提的“吴城一捷，俾贼不得南下，而南阳亦获其安”，[149]亦是《剿贼图记》图16《剿贼吴城图》所绘1633年底到1634年初之事。而从吴序言“敢并斯言副之剞劂，以并存实录云”，[150]可见在1634年原已准备刊刻，但限于资料不知是否付梓。后来随着玄默追击至河南南部，《剿贼图记》又增加其至1635年春的事迹。据《明史》，玄默崇祯八年（1635）夏“被逮去，久之得释归，八年卒”，[151]元克中亦曰“议者乃谓豫抚趋之被逮还都事虽得而白，而公以不能杀贼，赍志而殁”，故《剿贼图记》应是1635年玄默去世前完成。若再参照《剿贼图记》最后的图记，“余一面疏请听洪公指画，一面与抚卢公，并行营诸将，同心戮力，誓大彰国威以收荡平之绩”，其中仍抱着希望的语气来看，应非被逮去之后所述。因此很可能《剿贼图记》是在1635年春夏之间完成。无论是1634年春或翌年春夏间，《剿贼图记》都是于剿贼尚在进行时就制作的。比起《安南来威图册》是江一桂逝世多年后子孙才编纂，《三省备边图记》乃苏愚总结十余年边事战勋而作，《剿贼图记》出版速度之快，在战事烽火中还要写记、找人绘图、请序、刊刻等，几乎可以比拟前述王材题《金门待漏图序》所言“自一命以上，拜恩于朝，还旅舍，则必求绘事者貌之”的急切状，[152]也可见晚明时版刻之便利与战勋图制作之流行。[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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