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64，第1页。
[33] 仅有金朝曾修纂祖宗实录，记录始祖以下十帝事迹，但今已不存。见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24页。
[34] 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9），177.
[35] 《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一年（1932）北平故宫博物院铅印本影印，第227页。
[36]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第0001页。
[37] 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185-192.
[38] 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201-202.
[39] 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135-176. 不过柯娇燕对努尔哈赤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满洲实录》的文字。但由于《满洲实录》的文字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文字大抵相近，所以其论述也大致可以接受。
[40] 包括《长白山》、《三仙女浴布勒瑚里泊》、《佛库伦成孕未得同升》、《佛库伦临升嘱子》、《三姓奉雍顺为主》、《神鹊救樊察》、《满洲发迹之处》共八图。杨勇军认为上述前六幅图不可能是皇太极天聪九年所绘。首先，关于《长白山》，他引用的是松村润较早的说法。笔者对松村润之说的讨论，详见本章注31。其次，杨勇军认为第二到第四图关于三仙女与含果受孕的神话，是天聪九年五月初六才从穆克什克听来，皇太极不可能立即全盘接受，而绘于八月初八完成的“太祖实录图”之前。杨勇军并引程迅的研究，认为“三仙女传说是清统治汉化已深之后比附殷之玄鸟生商受命于天的故事”，因此天聪九年描绘此三图的可能性很小。然而，程迅驳斥清末民初学者认为三仙女传说比附殷玄鸟生商的说法。程迅一方面比对穆克什克的说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认为两者“不仅情节大有出入，而且思想宗旨亦相去甚远”，后者“未必是在穆克什克所讲的传说基础上发展的”；另一方面推测《太祖武皇帝实录》的三仙女部分是因皇太极时代汉臣参与编纂，所以风格迥异于满文老档。程迅：《“三仙女”是女真族的古老神话吗？》，《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第118～127页。杨勇军又引松村润于1993年的研究，认为第五与第六图是顺治年间缮修《太祖武皇帝实录》时才添加的。然而，本章注31已经提到松村润之后的研究，已经运用了新的档案而修正了他之前的说法。因此，杨勇军认为此五图不可能是皇太极天聪九年所绘的说法应不成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清初内国史院档《英明汗实录全十七卷》最末提到，皇太极文臣商量以努尔哈赤事迹制作帝鉴图。可见除了个人勋迹图外，皇太极朝汉臣对晚明图像挪用的另一例子。关于明代帝鉴图说的研究很多，最新研究参Li-chiang Lin，“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 A Look at the Dijian Tushuo（Illustrated Arguments in the Mirror of the Emperors），” in Dieter Kuhn and Helga Stahl eds.，Perceptions of Antiqui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Heidelberg：Edition Forum，2008），321-359。
[41] 王钟翰：《国语骑射与满族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2期，第10～25页；收入王钟翰《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第62～73页。
[42] 例如《残唐五代传八卷》的插图《彦章智杀高思继》，图版见台北中央图书馆编《明代版画艺术图书特展》，台北中央图书馆，1989，第141页。
[43] 《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第227页。关于八旗形成的研究，参见Mark 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56-63。
第三章 战勋与“圣”祖：康熙朝武勋文化的确立
本章针对乾隆朝铜版战争图像成型前——从康熙朝到乾隆平定回疆之间——相关武勋表述之发展，来讨论康熙朝所确立的战勋文化。如果“太祖实录图”已然是清初宫廷战争图像的重要里程碑，却不见官方立即传承，一直要到乾隆朝才再次出现制作的高峰，是因为之后迫切的对明战争使得文化活动有所中断吗？那么何以到了康熙时期也不见官方战争图像的制作？究竟要如何理解从“太祖实录图”到乾隆朝铜版战图之间的断裂？抑或之间具有承袭的关系？以下便从康熙朝官员战勋图的传承与发展、康熙朝宫廷武勋图像的阙如、康熙朝官方武勋文化的建构，以及乾隆平定回疆前武勋表述的尝试等四节，来探索这些问题。
图3-1 清《蔡毓荣南征图》卷（局部）《洞庭之战》 纸本 设色52.7厘米×1102.6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一 康熙朝个人战勋图的传承与发展
图3-2 清 黄璧《董卫国纪功图》卷（局部）卷首 纸本 设色 40.8厘米×714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3-3 明 玄默《剿贼图记》之《入境御贼图》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
图3-4 明 冯时旸、梁天锡、江美中辑撰《安南来威图册》之《星轺就道》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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