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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_马雅贞【完结】(42)

  总的来看,康熙朝的官员战勋图像比起明代的风潮可以说有增无减,不仅在中高层官员间盛行,主题与规模还有新的发展,纪念的主角也包括了参与战事的满洲贵族。除了康亲王杰书外,[18]还有《抚远大将军西征图》卷(允)留存,[19]以及《宁海将军秉钺南征图》(固山贝子)的记录等。[20]可以说官员战勋图在康熙朝官员以及贵族视觉文化中,是方兴未艾的主题。

  二 康熙朝宫廷战勋图绘的阙如与“圣”祖大型视觉计划

  倘若如此,那么康熙宫廷完全没有战争相关图绘的制作,[21]就显得十分不寻常。不论是平定三藩、平定台湾,还是之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这些重要战役结束后都没有绘制图像的记录。对照来看,康熙宫廷大规模的视觉计划,不论是十二卷的《康熙南巡图》,刊印的《耕织图》与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22]乃至于《康熙六旬万寿图》卷和《万寿盛典初集》,都与康熙的武勋无涉。尤其《康熙南巡图》与六旬万寿相关的图绘作为康熙帝治下重要事件的图像记录,侧重的也都不是他个人英勇骁武的帝王形象,或是帝国军事力量的展示。

  换个角度来看,《康熙南巡图》与六旬万寿的相关制作,反倒可看作是康熙宫廷对明代官员宦迹图的转换。本书第一章提及明代宦迹图依生涯顺序描画重要事迹的方式,有以册页或长卷组合不同事件者,也有仅绘单一事件者,《康熙南巡图》与《康熙六旬万寿图》卷等可以说就是后者的皇帝版。的确,明代官员宦迹图中就有描绘庆生者,如《咏徐大夫素履十二图》最后一幅《宾筵介寿》,[23]就是对人生事业的阶段性总结,康熙皇帝的六旬万寿又何尝不是如此?尤其若结合本书导论所言,康熙朝开启了一连串收编士大夫文化以建构皇清文化霸权的宫廷文化,而明清广为流行的士大夫庆寿文化,[24]以及记录庆寿的图绘,或许也是其转换的对象之一。同样的,《康熙南巡图》的题材,也很可能与官员图绘有关。巡历题材在明代宦迹图中相当常见,第一章第二节就提到《奉使晋阳》(《梁梦龙恩荣百纪图册》)、《巡视风庐》(《王琼事迹图册》)等例子。最近梅韵秋的研究也显示另一个与官员有关的“图画式纪行录”脉络:她追溯唐宋即有官员因出差、赴任等宦旅而衍生的旅行日录,明代前期随着宦旅路线以京杭运河为主的改变,出现了寄托个人宦业的纪行录;16世纪后半叶更有王世贞(1526~1590)赞助的《水程图》,以沿线各站、官设地方行政中心与河工设施等为主,可以说是“图画式纪行录”的开端;影响所及包括庄冏生(1627~1679)描绘其从北京解官沿运河南还的《山东纪游册图》,而康熙与乾隆的《南巡图》也与之相关。[25]从这些例子来看,都可以发现《康熙南巡图》与《康熙六旬万寿图卷》等与官员文化息息相关,视之为康熙宫廷收编官员宦迹图的成果应不为过。

  图3-10 清《康熙南巡图》第一卷(局部)绢本 设色 67.8厘米×155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资料来源: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第12~13页。

  如果进一步观察康熙宫廷大型图绘计划所形塑的皇帝形象,就会发现凸显的不是其治下的武功,而是文治的面向。首先,康熙将南巡时江南士子进献的《耕织图》重绘刻版,仿效楼璹(1090~1162)将《耕织图》进呈南宋高宗(r. 1127~1162)[26]和“郡县所治大门东西壁皆画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的以图劝农。[27]若再从《耕织图》的传统来看,从担任县令的楼璹开始,便宣称是深感农夫蚕妇辛苦所作,而被视为其体恤民间并劝课农桑的事迹,明代方志也有类似的官员记录,[28]康熙《耕织图序》以“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为始,[29]或许也是在象征在位者体恤农夫桑妇辛苦之余,[30]展现其劝农的政绩。再者,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也与武备不甚有关,虽然热河避暑山庄与北巡行围和“绥服远人”的军事与政治目的不无关系,但以其为题的图绘刊印却转换文士的园景图式,来呈现皇家的园林图像,而与相关的狩猎活动无涉;强调的乃是“奉慈闱则征寝门问膳之诚,凭台榭则见茅茨不剪之意,观溉种则验稼穑之艰难,览花莳则验阴阳之气候,玩禽鱼则思万物之咸”的圣君形象。[31]

  而六十大寿作为康熙统治的重要里程碑,盛大的庆典以及相关的纪念图像与文字,强调的也是其仁德而为人民拥戴的圣主形象。从描画“都城内外经棚黄幕,万姓擎花献果之诚,遮辇迎鸾之盛”的《康熙六旬万寿图卷》,到“既绘万寿长图尤愿恭纪万寿盛典”的《万寿盛典初集》,[32]前者呈现中外臣民与百姓的欢悦庆贺景象,后者以“庆祝”图画为中心,记录帝王之“圣德”、“恩赉”与臣民的“歌颂”,颂扬的都是其治下的太平盛世。相对于《乾隆八旬万寿盛典》特别增加了“圣功”的类别,以强调其十全武功的战勋,[33]康熙《万寿盛典初集》则未突显康熙的武勋。

  如果六十岁的康熙皇帝回顾其统治时未突显其个人武勋,他在甫平定三藩统一帝国的中壮期,也未在宫廷图绘中刻意强调其武功。康熙南巡虽然是帝国一统的重要宣示,但《康熙南巡图》对第二次南巡的描绘,是否以展现帝国武勋为重点仍值得商榷。[34]《康熙南巡图》第一卷(图3-10)与最后一卷(图3-11)描绘了扈从的骑兵团,[35]而不免让人联想到是否意在展示军力,但绵延两卷占最多尺幅的是浩大的卤簿排场,两卷卷首也指出“千官云集,羽骑风驰,辇盖鼓钥之盛,旗帜队仗之整”,[36]与“其邦畿之壮丽,宫阙之魏峨”,[37]重点乃是以出警与入跸之仪来展示卤簿壮盛的帝国气象。此二卷的仪仗气势与康熙帝的武勇形象无涉,他在第十二卷中甚至是以乘轿的形象出现在扈从骑兵之前,[38]而非具有满族武备精神的骑马装束,[39]可见不能单以描绘扈骑来推论蕴含军力展示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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