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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_马雅贞【完结】(69)

  如果紫光阁大画需要先拓展建物,铜版画的制作更是必须事前详尽规划。《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版画一再拖延,乾隆想必十分担心清宫自行制作可能遇到的问题,虽然造办处当时正在制作铜版《乾隆内府舆图》而对相关事务略有经验,但战图的复杂度远高于舆图,从档案中可见乾隆要求内务府从法国《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的铜版学习刻版印刷的经验。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上谕宣示用兵小金川之意,[23]不久后就有他再度催促《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版画进度的记录,“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着问德魁因如此迟滞,并令催办”。[24]随着战事的发展,乾隆除了一再要求尽快完成印图外,还十分关切铜版是否送抵宫中,“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十六日,问德魁,外洋现刻所少得胜图铜板为何不见送来”,[25]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要让造办处试印效果,为之后清宫自行制作平定金川铜版画做准备。从档案记录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将图交启祥宫归入先前送到之图一事收贮,其铜板四块着造办处刷印铜板图之人,刷印呈览……十二月二十二日……图交启祥宫归入先收图一处,铜板三块归入刷印铜板一处”、[26]“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三日,送到铜板七块,每样压印图十张,内每样各得好图二张,不真图八张”,[27]显示与直接收贮的铜版画的不同,铜版送达宫中后,很可能随即交由当时已经在处理《乾隆内府舆图》铜版印刷相关作业的“刷印铜板一处”尝试印刷,[28]一开始压印十张只得两件成品。不久后,“铜板处”正式出现在活计档中,[29]“乾隆四十年十一月,铜板处,十七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金(辉)照粤海关送到得胜图铜板样,在京内雇觅好手匠役刊刻呈览”,[30]此时的要求已经从以法国铜版试印,进阶到摹刻印刷,“四十一年二月初一日……照粤海关送到得胜画铜板样式,刻得长七寸五分、宽四寸五分铜板一块,随印得纸样三张”,并呈报工作效率,“自十一月十八日起至四十一年二月三十日止,内除放匠每日用画匠四名,刻画匠四名,刻做六十八日,交太监胡世杰口奏”。[31]翌年起就开始制作平定金川战图的铜版画,“六月初三日如意馆将贺清泰画得攻克美诺得胜图一张呈览,奉旨交金(辉)刻铜版,钦此”。[32]可见乾隆关切《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版画进度的原因之一,是让造办处习得刻印铜版的经验,准备日后制作平定金川铜版画。

  然而,为什么纪念平定金川战役的武勋图绘,非得比照平定准回之战的图绘配套模式不可?《平定金川得胜图》真的完全模拟《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吗?

  二 《平定金川得胜图》及其后

  随着《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版画制作时间的推进,乾隆朝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西师之战的意义亦有所增益。特别是后起战事纷纷出现,除了前述乌什之变与党堆寨逆苗香要滋事外,还有乾隆三十九(1774)年山东王伦的白莲教动乱、四十六年(1781)兰州回叛、[33]四十九年(1784)石峰堡回乱等。[34]乾隆屡屡依其规模与性质,将之与平定准回战争参照,既赋予后来战事在乾隆朝战争序列的定位,也转换了西师之役的意义,并以此来决定武勋纪念的差别。例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言,“近着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记事语。以为伊犁、回部、金川,三大事,各有端文。王伦、苏四十三、田五,次三事,不足芗其功。若资林爽文之剿灭,介于六者间,虽弗称大事,而亦不为小矣,故其次三讫未纪勋图像……故于紫光阁纪勋图像,一如向三大事之为。然究以一区海滨,数月底绩,故减其百为五十,而朕亲制赞五十者为二十”。[35]乾隆在此为战事排序,日后发生的动乱事件为“次三事”,平定准部伊犁、回部与金川三役则为“三大事”,更晚的台湾林爽文事件则在此序列的中间。与此位阶配套的是武勋图像,“三大事”皆绘制百幅紫光阁功臣像,其中乾隆亲自为赞五十幅,“次三事”则无,位于之间的林爽文事件则作五十幅功臣图,亲赞者二十。如此分明的序列一则确立了平准回之战的重要地位,另则也通过位阶标示出其他战役与平准回战争的相对关系。平准回之战之所以能被拉抬到所有战役之上,一方面与其颇为成功且开辟了新的疆域有关;另一方面,后期战事规模的缩减与军事进程的不顺利,也是重要因素。虽然平定金川瞻对之战也被列在三大事中,但乾隆亦自言:“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矣。然费帑不及三千万,成功不过五年。兹两金川小寇,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而费帑至七千万,成功亦迟至五年。”[36]尽管平定金川之役其实并没有平准回之战那么成功,但是乾隆通过将“伊犁、回部、金川三大事”并称,大大提升了平定金川之战的地位。[37]

  进一步而言,西师之役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更在乾隆的政绩中占有超群地位。后期的民乱不仅突显出西师的重要,对史家而言反映的更是乾隆朝后期政治转衰的情势,与和珅专政、官吏贪黩、财政虚耗等密切相关。[38]在国势中衰的情势下,平准回的成功更成为不可多得的当年之勇。无怪乎乾隆于乾隆五十年(1785)云,“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将平准回之战列于个人政绩之首位。[39]这样来看,莫怪乎纪念平定金川战役的武勋图绘,必须比照平定准回之战的图绘配套模式,《平定金川五十功臣像赞》即言“金川既平定,图功臣像于紫光阁,序而赞之,一依伊犁回部之例”。[40]不论是百幅紫光阁功臣图,还是收藏在乾清宫的十六张彩图的宣纸册、悬挂于紫光阁的大图,又或者十六幅的铜版战图,都要一致等同办理,以符合其与平准回并列“三大事”之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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