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虽然平金川战争同样绘有大幅战图和小幅彩图册页及铜版画，[41]但表现的内容与选择的题材并未完全模仿平准回的武勋图绘。首先，以小幅册页来说，相较于《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辽阔的远景，《平定金川得胜图》十分强调碉堡建筑与山势连绵的地理特色。[42]其次，除了突出金川之战的特殊地景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战图比重的增加。虽然紫光阁大画已佚，但根据《国朝宫史续编》的记录，新增的抱厦西壁“绘两金川全图，圣制将军阿桂奏攻克噶喇依贼巢，红旗报至，喜成凯诗十首”，[43]题诗与小幅的第十三图相同，可能与之前平准回所绘紫光阁大轴和册页小幅的前例类似，应该与小幅一样描绘阿桂攻下噶喇依的状况。也就是说，唯一选入悬挂于紫光阁的画轴，是战图而非仪式图。
这种侧重战图的表现，同样可以在《平定金川得胜图》图册中看到。此图册仅保留最后三幅战争完成后的仪式图，删除了《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的三幅战场仪式图，使得战图与仪式图的比例从10∶6锐增为13∶3。尽管《平定金川得胜图》的十三幅战图中偶尔穿插了跪俘面对将领的场景，但与《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突出个别仪式特殊性的做法不同，很类似明代以来的格套；并经常与清军的帐幕并置，所在位置从前景到远景不一，这是套用既有母题的格式化表现。可以说不论大画或册页都以战图为中心，仪式图的地位显然大幅下降。
同样的，之后的铜版画系列《平定台湾得胜图》、《平定安南得胜图》、《平定廓尔喀得胜图》，[44]延续了战图为主、仪式图为辅的新趋势（见表6-1）。后续的铜版画系列均未将战场仪式图独立成幅，仪式的场景亦只是组成战图的元素之一。尤有甚者，战后首都仪式图删减到仅余最后劳师的凯旋赐宴，虽然这与乾隆认为后来的战役较不重要而未举行献俘和郊劳有关，[45]但也使得战图的比例愈益增高。这些铜版画的系列战图都承袭了《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战图所表现的重点，虽然学界多评论后续的铜版画系列经常挪用《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的构图和元素，但换个角度来看，其中的多元战争母题，强调将领指挥、军事纪律与敌我分明的叙事表现等，都成为乾隆朝铜版战图的特色。其建构国家军队的威武形象与呈现战争的模式，正是“太祖实录图”、《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以来清代官方与明朝个人战勋图的区别。
如此对战图的高度重视与划一表现作战的方式，不仅树立了乾隆武勋的清晰形象，可能还有上溯满清开国武功的意义。金川之战进行不久后的十余年间，乾隆进行了一连串重理开国史的活动，包括始修《开国方略》、缮录满文老档等，[46]其中敕令制作的满洲开国图像，尤其特别强调战争的面向。本书第二章“战争与满洲”所讨论的乾隆朝重绘之“太祖实录图”，不论在乾隆的诗文还是在官方记录如《钦定盛京通志》、《皇朝通志》中，都称作《太祖实录战图》。[47]虽然“太祖实录图”之中描绘作战场景的比例很高，但绝非全貌，且与以太祖事迹绘成“实录图”的主旨不甚相符，然而乾隆却刻意标为“战图”，突显其军事武功。乾隆下令绘制的另一与满洲开国相关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后简称《盛京事迹图》），虽然包括“自长白发祥……建国迁都”等事迹，却也同样在标题突出“战迹”，显示乾隆有意以战争相关图像来形塑开国武功。如此来看，乾隆铜版画系列越趋以“太祖实录图”、《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以来，描绘多元战争母题，强调将领指挥、军事纪律和敌我分明的战图为核心，容或也呼应了后期同样对开国迄今帝国武功的关切。[48]或许嘉庆朝编纂的《国朝宫史续编》，其内的《书籍图刻》最为贴切地编排出乾隆的用意，“首列（太祖）实录战图，次纪盛京事迹图，次纪高宗纯皇帝平定伊犁回部、两金川、台湾、安南、廓尔喀、苗疆诸图”，[49]直接将铜版画系列上接满洲开国战迹，建立了清帝国武功一脉相承的图像世系。
三 帝国武功图像的确立
铜版画系列除了登录在官方史录之外，大量印刷制作更是为了陈设与赏赐。目前所见最早使用这批铜版画的记录，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军机处分发五次的赏赐清单。[50]第一次赏赐的对象有十七人，为乾隆直系子孙、军机大臣与两位平准回功臣；第二次为二十四人，包括复原开国封爵之亲王与其他亲王、各省总督与部分巡抚；第三次三十六人，有阿哥、部院大臣、部分巡抚与八旗将军都统等；第四次共十九人，为平准回之功臣或子弟，以及各部侍郎；第五次则为四位藏书家。[51]其中的功臣及其子弟均自绘入功臣图的前十六名中，选出参与后期战争且属八旗的。四位藏书家则是编纂四库全书时，进献最多的江浙藏书家。[52]之后五十一年（1786）还有赏给孔子后代孔宪培的记录，五十三年（1788）赏赐朝鲜、暹罗、琉球、安南和马戛尔尼等。[53]相较之下，乾隆五十二年描绘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的《谐奇趣图》铜版画清单，“赏六、八、十一、十五、十七阿哥，三公主、十公主，绵思、绵亿、绵惠、绵志、绵勋、绵懿、宜纯阿哥，军机大臣阿桂、和珅、福康安、福长安、王杰、董诰各一份”，[54]仅有亲近的皇室男女成员与少数大臣，《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涵盖的对象除了排除皇室女性、增加中央臣官人数外，还包括封疆大臣、功臣、藏书家与使臣，显示两者的意义十分不同。[55]《谐奇趣图》只有特定的观众得以观看乾隆特殊的西洋楼与线法设计，[56]《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则是值得收藏并流传万世的珍贵版本，[57]更有向皇室、官员、功臣、使臣乃至于孔子后代宣示帝国武功的用意，尤其颁发代表帝国武勋的战图给文圣的当代传人，可以说呼应了前述康熙以来“遣官告祭先师孔子”、[58]“告成太学”等将文武并列的国家仪典，[59]再次宣告武功与文教旗鼓相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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