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 阿桂等奉敕撰《平定两金川方略》卷首《天章七》，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60册，第63页。
[76]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二十四《国朝宫室·西苑四》，第344页。
[77] 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六十五《宫殿十五·西苑四》，左步青校点，第585页。
[78] 虽然同治十三年的《中海各殿座贴落册档》提及武成殿五张战图，但除了安南与廓尔喀战图外其他详情不明，然而《国朝宫史续编》与造办处关于乾隆战图的记录中并无其他战图，或许同治时期所记录的五张中包含乾隆朝之后所制者，如武成殿北墙所贴道光朝“御制平定回疆剿捦逆裔告成太学碑文”。《中海各殿座贴落册档》，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南海档案》第23册，西苑出版社，2004，第177页。
[79] 李欣苇：《清宫铜版画战图创生》，第54～55页。
[80] 除了上述“以为伊犁、回部、金川，三大事……王伦、苏四十三、田五，次三事”外，还有“七德七功”，如《赐凯旋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等宴即席成什》所言“西域金川宴紫光，台湾凯席值山庄。敢称七徳七功就（予自即位以来，弗敢轻言用兵。然前此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诛王伦、翦苏四十三、洗田五，及兹俘林爽文而七，要皆不得已而用之。故皆仰邀天鉴俱获成功。若唐太宗之侈陈七德以为已功，则实自恧耳）”等。清高宗御制，董诰等奉撰《御制诗集·五集》卷四十一《赐凯旋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等宴即席成什》，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0册，第271页。
[81] 张照等纂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第839页。
结论
从明代流行的个人勋迹图、皇太极时制作的“太祖实录图”、康熙朝的武勋文化，到乾隆朝逐步建构武勋图像的复杂历程，如此的长期观察既勾勒出明清战勋图从个人事迹到帝国武功的发展轨迹，亦是理解晚期中国艺术与文化不可或缺的取径，更是突破“新清史”与“汉化说”来思考满人何以统治汉人近三百年的新尝试。位处画史与正史的边缘地带的战争图绘，在明清时期的跨界与发展，彰显了过去鲜少受到重视的官员视觉文化之存在，其于清代的变化更突显了清皇权转换汉人精英视觉文化，逐步建立文武双全的皇清文化霸权之意义。
明代士人文集所记录的大量官员战勋图像虽然多数并未留存，但其对讨论明清画史与文化史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明代官员战勋图不再受限于传统皇权描画战图的宫廷政史框架，而成为宦迹图流行的一环。明代战争图像的蓬勃发展不但是官员视觉文化的一部分，更对同时期其他阶层与地区的图绘表现有所影响，如可能是商业作坊制作的“文征明画胡默林平倭图”、朝鲜的《临溟破倭图》、17世纪上半叶的“太祖实录图”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宦迹图与为数众多的清宫纪实画之关系。皇太极时制作的“太祖实录图”，可以说就是清宫首次承袭并转换明朝以来宦迹图的大型纪实画计划。原来以官员为主体且通常为民间制作的宦迹图，转变为由官方主导并以清帝国的皇帝事迹为中心；不再归属于宦迹图的范畴，而划分在皇帝实录的类别，主角的身份差别则使其远较明代宦迹图具有更强大的政治宣示意义。康熙朝虽然并无官方战争图像的制作，但是清宫对于描绘皇帝事迹的兴致有增无减。康熙宫廷大规模的视觉计划，不论是十二卷的《康熙南巡图》还是《康熙六旬万寿图卷》，都和宦迹图一样，是以治下的重要事件为题所绘制的纪实画，其所蕴含的意义或因不同的时间脉络而有所差异，但政治重要性不在言下。这些纪实画不仅是康熙帝治下重要事件的图像记录，也可视作明代宦迹图的变形。同样，乾隆皇帝的大量纪实画，也可以在清宫承袭并转换明代宦迹图的角度下获得新的理解。过去因为缺乏明朝以来宦迹图的参照，而难以将清宫纪实画归类。然而一旦从长时段观察，就会发现纪实画的视觉文化并非清宫独有，除了中国传统王权相关的题材如职贡图、祥瑞图之外，更与明代士大夫的宦迹图有密切关系。这些清代大型的宫廷纪实图绘，从帝王立场转换明代以来的宦迹图，成为皇清文化霸权建构的另一例。
明代宦迹图的流行及其于清代的变化，除了显示从士人的视觉履历转变成宣示清帝王政绩的宫廷图绘记录外，若从近年来学界频频探索的文士雅俗文化来看尤其别具意义。20世纪90年代初柯律格（Craig Clunas）对于晚明消费社会模糊了精英文士与商人巨贾之间文化界线的诠释影响深远，[1]余年来学界除了持续讨论消费与雅俗等相关文化议题外，[2]也对他的理论有所修正。例如石守谦对于文征明《寒林钟馗图》的讨论，就显示文人的雅俗焦虑在晚明消费社会前之16世纪就已经存在，精英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复杂拉锯未必与商人或商业直接相关；[3]费丝言对于《金陵图咏》和晚明旅游文化的研究，则指出当时的文人除了对外重新界定雅俗的界线外，其内部也逐渐分层化。[4]如果明代的文士借由微妙地品赏物件、描绘钟馗或论述旅游等，表现出其与商人、大众或庸俗化的文人之不同；那么标榜个人勋迹的图绘以为官宦任的事迹为核心，又何尝不是士人得以强化其精英地位的媒介，只是其主题与媒材如此直接简白，同其所抗衡的平民品味几无二致。精英与大众的界线除了隐晦的雅俗标准外，科考中试与官宦生涯的履历，无疑是更直接的展示。明代宦迹图清晰地宣示士人独特的阶级与身份，也正是从明中期文士雅俗焦虑逐渐白热化之时开始盛行，成为官员视觉文化的重要场域。莫怪乎清宫积极参与其中，收编并宣示皇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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