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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_韩策【完结】(54)

  当然,考试地点固然重要,但欲进一步了解两科会试的详情,还须深入考题、答卷、阅卷、取中等考试的实际运行层面。

  二 考题与答卷再析

  清季科举改制的方案虽然不少,甚且明令颁行,但只有辛丑科举新章得到了实践。因此,癸卯、甲辰两科会试的考题与答卷,就成为分析科举新章的落实、成效与局限的重要参考。考题不难寻觅,不过,先行研究多着意于二场策题及考生的对答,以其代表了“西学新知”。然而,如果回到考试本身,则对于考官与考生来说,最重要的无疑是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题。当然,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指引“新学”时务,体现时代潮流,也在录取中起到一定作用。因经义题退居三场,故四书五经在考试中的地位急剧式微。综合分析三场考题和尽量多的考生答卷,同时利用考官日记、书信等材料追寻阅卷、取中的实际过程,可以窥测考官命题的出处、意旨和录取标准,观察考生的应对和知识结构,也可以检验科举改章的成效并反思其局限。本节先分析考题和答卷,下节将集中讨论考官校阅取中问题。

  考题出处和意旨

  清末废八股之前,会试头场四书文题例由钦命。癸卯、甲辰两科会试改试论、策、经义,头场论题与二场策题由考官酌拟,三场经义题则请钦命。癸卯年三月初八日会试出题当日,即未依向例请同考官六人“写题并监刻题纸”,而是由总裁自写,在正总裁孙家鼐处“封门刻题纸”。[28]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五道,命题“谨以《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及历代正史为本”。[29]孙家鼐等对此严格遵守。故同考官恽毓鼎接到题纸后,“检书查题出处”,发现五道题“皆载《御批通鉴辑览》中”,当然也“别见《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续通考》、《宋名臣言行录》”等书。[30]具体见表4-1。[31]

  次年甲辰恩科会试,虽仍由四总裁在正总裁裕德处封门监刻题纸。[32]然而,题型却有不小变化。不同于癸卯科五题均出自《御批通鉴辑览》,且皆就某一史事发问,甲辰科头场题目则流行长时段的“比较”史论(如表4-2所示)。

  表4-1 癸卯科会试头场史论题

  表4-2 甲辰恩科会试头场史论题

  合两科题目观之,时间跨度自先秦以至宋元,内容范围涉及变法改制、练兵沿革、中央地方、封建郡县、夷夏中外、筹边方略、治国理念、儒法之争、朋党道学、铨选考绩、揽才用人等。这些均是传统中国治国理政重要甚至永恒的主题。考官以此试士,表明其意欲考验士子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经世治国”问题的阅读、思考与认识。会试头场从四书八股文和试帖诗改为经世治国主题的史论,姑不论其利弊,显然科举考试内容与形式的变化不可谓不大。

  若对比两科题目,癸卯科五题看似简略,然而题面的预设和指向却并不明显,同一题目,不同考生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甚至论点相反,只要有新意、能自圆其说,都可以取中。甲辰恩科题目貌似宏大综合,需要用广博的知识和长时段的视野进行比较论述。然而题面信息呈露较多,预设与导引的痕迹甚浓,举子揣摩迎合,难免结论雷同。比如“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看似跨越千年,主题宏观而重要,虽然也不乏跳出内外轻重者,但更多士子则是指出各自得失,而结论指向内外平衡、内外相维。第二道更是引导士子论证贾谊的“五饵三表”之说是否有效。第三道“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也有结论先行、诱人“证实”之嫌。以上三道题面分别出自苏轼、汪中、王夫之的史论之中,考验士子能否在前人论说基础上推陈出新。第四道“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议,请于私第见客论”,貌似相对“中立”,但在时事艰难、新政乏才的背景下,似也蕴含着赞同裴度做法的意味。其实,总裁张百熙正是常常在私第接见贤才的显宦。[33]第五道“北宋结金以图燕,南宋助元以攻蔡论”则有日俄战争的现实背景。

  头场史论固然在考试中占据最重要地位,但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代表“新学新知”,也值得考察分析。两科策题如表4-3所示。

  合两科共十道策题观之,均以教育问题打头且独占三道,而问富强之本、立国之本一条,考生也往往归结于教育。此外,外交占两道,财经、警察、农政、客卿问题各占一道,而变法改制的主题则贯穿始终。策题多须联系中国实际,所以考察的更多是中国现实问题,与其称各国政治艺学策,不如称为中外时务策更妥。联系实际的好处在于引导士子关心国事,而弊端在于比附援引,“想象”西国,难称其为学。同时,中外“比较”之下,看到的多是中国的落后和黑暗,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空谈臆想和难以推行的激进建策。

  表4-3 癸卯、甲辰二科会试二场策题

  就两科比较言之,先行研究认为甲辰科命题的广度、深度、难度均胜于癸卯科,[34]确有道理。此处需特别指出的是,因为有日俄战争的现实背景,所以甲辰科三场命题均有影射,而于外交问题尤为强调。比如甲辰科头场最后一道题“北宋结金以图燕,南宋助元以攻蔡论”,即从宋辽金元的历史切入,“借古讽今”意味甚浓。而金梁在答卷中就明言日俄战争“以中国为战场,无中立之可守”。[35]第二场第三道“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则是用近代外交史事,以为现实问题寻找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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