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于夜间由洛阳来长途电话，称于日落时抵洛，彼处离西安虽只余一小时半之飞行，然消息之沉寂，不减于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飞机三十余架在西安上空飞行示威，目的欲告谕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之手，以张学良预令其驻洛直接指挥之炮队占领机场之命令其部下实未遵行也。端纳复称：彼不问张学良有否复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余于是夜卒得张学良致端纳电，欢迎其入陕，于是端纳所乘飞机中途被击之顾虑始得释然矣。
时军政部长已受命，在委员长未回京前执行指挥调遣全国军队之职权，空军亦归其统辖。然余仍继续进行“全国航空建设会”改组事宜，盖不独事务本身之重要未容诿卸，且努力从公亦暂时可使身心得所寄托。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且谓即幸存，亦无生还望。诸人于面对时未尝不表示同情与慰藉，然一转背间即充满悲观之空气，而全国斥责西安叛将之怒焰则已蓬勃不可抑止矣。然余个人于事变发动之初即决心与劫持我丈夫之西安将领作正义之周旋，任何牺牲、任何代价皆所不顾，至咒诅谩骂则非所愿为，盖余深信唯诚挚与真理乃能建树永久之基础——此为余生平之信念，遇西安事变而益坚。
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故愿中央诸公共信之，因此反复申述，请各自检点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盖战事开始之后，委员长即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
或有责委员长不应轻赴西安作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机者，余即告之曰：“委员长若欲不愧为委员长，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应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彼所朝夕萦心者为国家大计，更安有余晷顾虑其个人之安全？策划其安全者实非委员长份内之事，而为其部下及其左右义不容辞之责任。彼为其干部者，实应随时随地敬谨注意，策其万全。如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
复有人言：“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余又告之曰：“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孰能领导全国者乎？”
当时群情激昂，主张纷杂：或言委员长殆已不讳矣，或言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词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则余必首先劝其牺牲。唯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径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吁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愿诸公深信我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今日此举，实抑制情绪，抓紧现实，乃以公民之资格，要求以最少之牺牲，为国家与民众解决此严重问题之症结。倘余夫或余个人之牺牲可以为国家造丝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牺牲。唯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国难严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国民众之想念中，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证其安全也。诸公今日一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凡余对此大局之观察以及余所贡献解决之方策，事后必能证实其不谬。深信诸公虽与我观感两歧，而态度之诚挚则同。余今自信所取态度之不误，必将竭全力以求我主张之实现。谩骂不足以慑服叛徒，更不足以解决现局，幸诸公深思之。”
余言既，复明告彼等即亲自飞往西安。群议哗然，以为不可，反对之声纷至。盖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赤色恐怖世界，而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即未死，亦难幸免，故向余进言时不曰余此去决无收获即劝余勿作不必要之牺牲，不曰余去被囚，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凭借，即曰最少我投身作质，徒扩大事件之纠纷。悲戚、失望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信仰更难。余虽未受悲观者之影响，然亦不禁黯淡凄怆，尝自反问曰：岂我等求出生民于水火之努力已至最后绝望时期耶？岂我等复兴民族、建立国家之计划果将从此毁灭耶？深思终不得解，然余终坚持我信仰不舍，于是迷梦渐去，始恍然唯“信仰可以移山”，欲纠正一切错误，唯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然此种思索不足自慰，徒增烦扰，而群集我室者宾朋如云，或进同情之辞，或索时局真相，更有作消息之报告者，扰攘终朝，益增我之烦恼。
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军校学生皆为余夫亲自教育之生徒，坚请训话，余不能却，因向其集会作公开之演讲。余告诸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民众对西安叛变之负责者怨恨愤怒已不可遏，诸生幸勿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之。并告诸生：已嘱端纳赴西安探真相，迄今尚无一人出入西安，故吾人所知西安消息，除孔部长与余所得二电及西安将领之通电外，无片纸只字可为凭借。继复诫之曰：“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委员长统一全国军队之功绩固为国人所乐道，然其手创之新生活运动更对国家精神建设有积极之贡献。诸生既为彼忠实之信徒，不唯须努力继续推行此运动，且应恪遵其信条为终生之圭臬。余深信西安叛变者目睹其妄动所引起之全国反响，必能憬然悔悟，痛恨前非。凡诚意悔悟者，应开其自新之路，则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叛逆如有悔罪之诚，我黄埔诸生当宽大为怀，迎其来归，不究既往。”继余复言曰：“凡余所言绝非为叛逆求开脱，盖其妄动无开脱之可言。余所努力者，欲令叛逆反省其妄动之影响国家者为如何可怖，求其及时悔悟、自赎其罪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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