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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把 “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也认为，人实现了对“道”的观照， 就会成为一种最理想、最完全的人，至美至乐的人。但要达到这一点，必须 外天下外物外生死，无己无功无名，“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达于“心 斋”、 “坐忘”的境界。这是被他称之为“游”的高度自由的境界。在形体 美与精神美的关系问题上，庄子认为二者是一致的。自庄子的“心斋”、“坐 忘”开始，在老子 “涤除玄览”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美学史上审美心胸的理 论，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创作的欣赏 （尤其“书论”和“画论”）影响深远。 除消极的无知无欲外，庄子也论及了在主动的创造性活动中获得自由、获得 自我实现的喜悦的美的境界问题。 庄了崇尚自然朴素之美。庄子把 “道”视为最自然、最朴素的“自本自 根”的。因而他在许多寓言故事中阐发了他崇尚自然朴素，反对雕饰，提倡 顺物之性，尊重人的个性，反对束缚个性发展的思想。 庄子在阐述美丑的关系时，一方面认为美与丑 “道通为一”，没有质的 区别，是无法认识的；另一方面又说“美恶有间”，是有区别的、是可以认 识的。但总的说来，庄子在解释美与丑的关系问题上，也表现出他的相对主 义和不可知论。不过，他关于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的美的思想是有独到见地的。 先秦美学思想除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之外，还 有墨家以及 《易传》等应引起注意。 墨家从处于自由地位的古代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猛烈地揭露和批判统 治阶级的美的享受和艺术创造是以大量剥夺人民的衣食之财为代价的。但小 生产者的狭隘的功利主义使他得出了反对美和艺术的结论。 《易传》突出了“象”的范畴，提出了“观物取象”的命题，对“书不 尽言，言不尽意”的注意，进而强调 “立象以尽意”。并指出“其称名也小， 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稳”。这一思想在意 象说上的地位十分重要。 《管子》一书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精气说”，说它不仅化生万 物，而且 “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人的生命、 智慧都由 “气”而生。这一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有四：一是哲学上的气一元论 的世界观；二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养气说”（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三是美学上的 “气韵”说；四是医学上的气功。 《管子》中提出的“虚一而静”的命题，上承“涤除玄览”、“心斋”、 “坐忘”，在美学上的地位非常重要，《管子》认为，“气者，身之充也”， “充不美，则心不得”，如何吸收和保持精气呢？《管子》认为，必须“去 欲”、 “执静”、“去好恶”、“一意专心”、“洁其官”（心）、“开其 门” （耳目），才能获得真知、灵气。后来的文学创作、书法、绘画理论都 十分强调宁神和专一。 《乐记》是我国古代的音乐美学著作，它阐述了音乐的起源、美感、社 会作用、乐礼关系等。 《乐记》的“感物而动”的“物感说”在中国美学史 上地位十分重要，所谓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乐记》肯定了音乐的教化作用，在进一步阐述 荀子 “礼辨异，乐和同”思想的基础上，强调“礼乐相济”，礼、乐、行、 政相辅相成。 第二节 中国传统美学的延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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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美学发端于先秦时期，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此间，魏晋时期是一个新的高峰，而西汉时期的美学则是一个过渡环节。 一、两汉美学 《淮南子》承继老子“道生万物”的思想，从有生于无、实出于虚的宇 宙生成论出发，得出 “五色生于无色，五声生于无声”和以无声无色为最美 的认识。 《淮南子》肯定美的客观性，但又具有相对性和多样性。所谓“琬 琰之玉在洿泥之中，虽廉者弗释；弊箄甑 在厓茵之上，虽贪者不搏”，但 “嫫母有所养，西施有所丑”，即使同为美的事物也各具特色，所谓“佳人 不同体，美人不同面”。 《淮南子》认为，艺术创作和表演不在于外在的形似，而在于内在的精 神，通过形象加以表现之。在 “放意相物”等认识上，也同样接触到艺术创 作中形象思维的一些重要特点。《淮南子》认为美感不同于衣食等生理欲求， 它必须藉助于耳目，受限于艺术欣赏能力。而且视听的时空范围越大美感也 就越大。关于这个问题， 《泰族训》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描述：“三代之法不 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故法 虽在必待圣而后治，律虽具必待耳而后听。” 从董仲舒开始直到东汉时期，是汉代儒家正统美学发展的时期。先秦儒 家美学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古代民主精神已大为削弱，但重视人的意义和价值 的古代人道主义精神仍保存着，并且在不少问题上使儒家美学得到了丰富和 深化。董仲舒的 “天人相通”说，扬雄、王充对美与真、善的关系问题发表 的见解， 《毛诗序》把儒家诗论加以经典化，均是如此。总的看来，汉代美 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它为后来的魏晋美学的发展作了重要准备。 二、魏晋南北朝美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不只是政教宣传的工具，而日益成为封建贵族们 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娱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自然美的追求和独立的描绘 也空前发展起来。美和文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不再只被看作是善的附 庸。对审美和文艺的特征的考察成了中心问题。宗白华指出：汉末魏晋南北 朝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 解放、最富于智慧、最富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 的一个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审美和艺术的特征考察，一方面同玄学、佛学对人生 哲理的探讨相联系，深入接触了人的本质问题，具有比前代、特别是汉代更 为深刻的思辨的性质。除玄学、佛学之外，这时期对审美和艺术的特征的考 察还同当时兴起的各门文艺理论批评分不开，其主要倾向是着重考察美与艺 术的规律，提出了许多著名的美学范畴和命题。曹丕的 《典论·论文》注意 到了审美和文学创作同主体的个性、气质、天赋的密切关系。刘义庆的 《世 说新语》反映了魏晋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风尚，重人物的风姿、风韵，而不 是看重其经学造诣和道德品质；注重艺术的审美功能，而不是教化作用；注 重审美心胸和追求一种玄妙的境界。陆机的 《文赋》描述了文学创作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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