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指孔子。玄学家既尊孔，又崇老，可见当时儒道合流的事实。王弼的回答，就照
顾到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妥善地摆正了孔子与老子的地位，把
儒道融为一体。他认为，无与有、本体与现象，结成了一对反复循环的关系。“无”
不可以直接训说，必须通过“有”来阐明。孔子由于对“无”有了深刻的体验，尽
管从不说“无”而只谈“有”，但处处都揭示了那隐蔽着的宇宙本体——无。而老
子对“无”直接训说，却只停留在“有”的现象领域，而不能上升到高层次的体
“无”的境界。这就把前辈学者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起以无为本，现象
与本体相结合的哲学体系。从王弼胸有成竹的回答来看，他已对老子作了深人的研
究，并对《老子》作了注。
这件事很快就在学术界传开了。不久，倡导玄学的首领、任吏部尚书的何晏，
本来早已提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却未能解决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他还本注释完《老子》一书，一听到这消息，就迫不及待地亲自去见王弼。年轻的
王弼面对有名的何晏，毫无忌讳地将自己注《老子》的主要思想讲给何晏听。这一
讲，本是学术探讨、晚辈向长者讨教的意思，岂知王弼用那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
地讲出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些问题又恰恰是何晏赶不上的地方。此时倒像是王弼在
向何晏讲学了，把个何晏听得哑口无言，只能“诺诺”称是而无法讨论，更不能拿
架子以长者的身份阐说自己的观点。何晏回去后，不再作《老子》注，而把自己的
思想写成了论文《道德论》。
何晏因此极为赏识王弼，由衷地称赞他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
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所谓
天人之际，就是人们对天道、自然与人的关系这个重大哲学问题的思考。王弼如此
年轻，就已涉及到当时哲学领域的关键问题，何晏自然很器重他。恰好黄门侍郎的
位置空缺，何晏有意提拔王弼。这时曹爽专擅朝政，他手下的丁谧有意与何晏争衡，
推荐高邑人王黎。结果曹爽用王黎为黄门侍郎，而王弼仅补上了一个台郎之位。
王弼本是思想深刻、才识卓出、善谈玄理之人，而对做官的具体事务既不关心，
也不是他的长处，所以他在官场上并不得意。王弼刚补职位很低的台郎时，曾经拜
见曹爽，在这次难得的单独会谈中，他只是大谈了一通抽象的玄理，一点儿也未涉
及其它方面的事。结果遭到曹爽的嗤笑，也失去了一次晋升的机会。曹爽在思想上
显然与王弼不属同一层次的人，王弼那些高深的理论，曹爽哪里懂得它的价值？此
时的曹爽，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如何在与司马氏争权的斗争中占上风。
而王弼却不能察颜观色，对手握大权的曹爽见机行事，反而口若悬河地去谈一些在
曹爽看来一钱不值的废话，他遭到曹爽的冷落当然是很自然的了。王弼在世俗的为
人处世事方面确实存在很多毛病，他“为人浅而不识物情”，缺乏在官场应变的能
力。又“颇以所长笑人”，清高自负而瞧不起别人。他善于论辩，论辩时不留余地，
不留情面。淮南人刘陶善谈纵横，为大家公认，他却常常弄得刘陶下不了台。所以，
他也得罪了不少人。王黎、荀融当初与他都很友好，后来都把关系搞僵了。
正因为他不善做具体事务，而把全副精力放在哲学的研究中，所以，在魏正始
十年，他那小小的台郎的位置也弄丢了。当年秋天，年仅24岁的王弼，被时疫夺去
了生命。一代奇才、一颗智慧之星从此消失了。
王弼人虽死，但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写了很多著作。据史载，有：《老子注》、
《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还有早已佚失的《王
弼集》5卷。他创建了自成一家的哲学体系，在经学、哲学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在当时，以至后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注经解义 畅述哲理
王弼处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他不关心那些争权夺利的具体事务，却能
通过社会现象，去设计完美的政治理想。他从历史的、哲学的高度探寻现象与本体、
名教与自然、人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构筑起超越前人的哲学体系，
创建了不朽的伟业。
自汉武帝以来，儒家经典就已经成了统治者的工具。但随着历史的变革、时代
的发展，儒学实际也已走到了非要变革不可的地步。汉儒烦琐注经的旧习，只能引
起人们的厌恶。如何结合现实的社会政治，找出一个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政治理想，
是时代的要求。曹操以刑名之学治国，造成了上下离心，政局不稳的局面。王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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