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孔安国所作。只要考察一下《尚书》流传情况，其作伪之迹就不难发现。特别是
传文有很多作伪的蛛丝马迹，出现很多孔安国身后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与孔注
《论语》相左，如此之类，只要稍加考订便可立知其伪。可是孔颖达根本没怀疑过
它，反而称赞“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尚书正义序》），
有跨郑愈马，独步天下之优势！将自己素所研习的郑玄注《尚书》束之高阁，尽弃
前学而学焉。舍真从赝，实在难辞“朱紫不别”之责！但是，这不是孔颖达一人的
过错，当时整个时代风气即是如此。西晋末年以来，神州板荡，文雅无存。永嘉之
乱，书缺简脱，先师旧说，更是荡然无存。今文三家《书》亡，学者唯传郑注《尚
书》，马融、王肃之学，存而不传。梅赜趁典籍极衰之时，献《古文尚书》，其篇
章多于现行各《书》，注解又托于安国，于时最古；加之释义亦是精心撰就，不乏
精义，且多与马、王之说相合。比于郑氏书注，真是别开生面，十分喜人。而当时
南朝诸儒，多尚玄谈而少实学，无异骗子遇上愚人，自然赝品得售，其货大行了。
北朝土人素慕江南衣冠文物，南人所举，北人斯趋，即使博学如“二刘”、深湛若
陆德明的人，也莫不歙然趋风，毫不怀疑。“二刘”是北朝最早研习伪《古文尚书》
的人，是受南学影响；陆德明自隋入隋，所撰《经典释文》，《书经》即以伪古文
为本，本为南学。孔颖达先学郑氏《尚书》，后从刘悼治孔氏古文，就是受这种时
代风尚的毒害。在整个社会都崇信伪古文的情况下，孔颖达受其影响就十分自然了。
不仅孔颖达相信伪古文，他的《五经正义》编撰班子也相信；不仅《正义》班子相
信，自孔颖达至北宋，也无人敢怀疑伪孔传。直到南宋朱熹，才因古文诸篇文字反
比今文文从字顺而怀疑它。至明人梅囗、清人阎若璩详加考定，伪古文作伪之迹才
最终大白于天下。因此，孔颖达用伪古文不仅仅是他一人的固陋，而是整个时代风
气使然，不可厚非。但是他采用伪古文作为官颁经典，今天伪孔《尚书》仍以十三
经之一的形式保存于《十三经注疏》之中，使赝品披上合法的外衣欺愚众人，起了
很坏的作用。
其论《诗经》，曰：“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毛诗正义
序》，下同）不外乎歌功颂德、劝人从善之行吟。这些长吟短唱，作之者虽然是自
我感情流露，但却有益于生灵教化。对于统治者来说，《诗》还可以观为政之得失：
“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
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诗歌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是社会的风标，是政治的雨
晴表，观乎诗即知其喜怒哀乐，治乱兴衰。所以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一种小技，
诗歌一样可以用于教化，眼务于政治，故圣人于六艺之中，要设诗教。关于诗歌的
起源，孔颖达提出性情说。古语有“诗言志”，孔颖达认为诗歌起原于性情，情有
所动，声发乎外，其韵律合乎一定的节奏韵律，这就是诗。由于诗是有感于天地万
物之情而生，诗出之自然，一经产生，诗就有强烈的反作用，故能“感天地、动鬼
神”，更能讽励人伦，敦厚风俗。他认为诗理产生很古，因为性情古已有之，甚至
远至人类之前。如燕雀啁噍，有烦碎忧苦之情；鸾凤展翅，有翩翩起舞之容。可见
《诗》理是在开天辟地之初，动植分化之始就已具备了的。不过有形的诗歌却有其
诞生的历史过程。他于是又提出世运产生诗歌之说。认为上古帝王政务质实，一切
从简，无须讽谕；中古政务繁剧，有失有成，于是有沤歌的迫切需要。唐虞之时，
有诗的萌芽，而黄帝之世，却不见诗迹。其后时运每降，凡经三代，故诗逾三千。
诗之根本在性情，而诗之产生则在时政。今本《诗经》就是孔子从三千古诗之中，
“厘正遗文，得其精华”，选编而成的。
关于礼，他说：“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
之欲。”（《礼记正义序》，下同）认为礼的终极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
接依据则是人的情欲，具有宇宙法则的必然性和人情需要的必要性，既神圣又重要。
他说：人有喜怒哀乐之志，动静好恶之心，修养好的可以克服欲望的冲动有所不为，
而修养差的就会受贪欲的驱使而无所不为了。因此“古先圣人鉴其若此，欲保之以
正直，纳之德义……故乃上法国象（天），下参方载（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
可见礼的设置完全是善意的，意欲克服人性粗野的一面，发扬其良善的一面，是维
持社会安定、人群和谐的设施。礼之于人，犹堤防之于洪水，缰绳之于烈马，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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