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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_舒大刚+杨世文【完结】(140)

  老作为安身立命之地。因此,他首先从排击佛老,“扶树教道”入手。

  韩愈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是“乱华”。他在《赠译经僧》一诗中写道:“万里休

  言道路赊,有谁教汝度流沙?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他的反佛言论

  主要存于《原道》、《论佛骨表》和其他一些诗文中。

  在《原道》一文中,韩愈列举了佛教流行给社会带来的三项弊端和辟佛的三项

  理由。(豆)佛教、道教盛行,造成白食者众多。与韩愈同时的彭偃曾指出:“今

  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

  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至此。举一借以计天下,其费可知。”[注]韩愈更进一步指

  出: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

  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何民不穷

  且盗也!(《原道》)

  他认为佛道二教存在,大量人口不事生产,造成社会财富不足,影响了社会安

  定。这是经济上的原因。(2)佛教“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

  即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之道,不合中华的伦理道德。(3)信佛乃是“举夷狄

  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即佛教作为外来的异质文化,

  却大有凌驾于中华本土文化之上之势,这有悖于孔子以来儒家“用夏变夷”的精神,

  有可能丧失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特征。

  在《论佛骨表》中,韩愈也讲了三点理由作为反佛依据。(1)从华夷之辨出发,

  指斥佛教为“夷狄之法”,与中国先王之教相悖违。(2)从历代盛衰来验证佛教的

  实际效果,指出佛法传入中国之前,百姓安乐寿考,自有佛法以后,反而“乱亡相

  继,运作不长”,“宋、刘、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由此

  得出结论:“事佛求福,乃更得祸”。(3)指出天子带头崇佛,会煽起宗教狂热,

  出现“焚顶烧指”、“解衣散钱”的情况,以至“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

  俗,传笑四方”。这是从教化角度上计,将疯狂的拜佛行为看成野蛮不文明的表现。

  韩愈站在中华本位文化的立场上,以儒家文化为华夏正统,佛是夷狄之法,不

  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他的反佛论点,或着眼政治经济,或着眼伦理道德。他的

  这些论点,大抵在他之前都有人提出过,如唐初傅奕曾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远,

  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其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

  [注]韩愈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他敏锐地从佛道德三教势力的消长中,感觉到儒家

  文化面临的困境。他不单单停留在对佛教、道教的抨击上面,而企图建立一个完整

  的、与佛道二教对抗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轮廓就体现在《原道》、《原性》、

  《原人》等著作中。

  三、扶树教道 倡明道统

  在《原道》一文中,韩愈以浓墨重彩阐发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他着重

  提出并论述了与老释二教的“道”“德”迥异的儒家“道”“德”观,指出: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因此,“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即“道德”

  与“仁义”是相统一的。而佛、老之“道德”,只不过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

  的没有意义的“一人之私言”。韩愈所说的“道”,是指人伦之道,他说:

  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

  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

  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

  可见,他所说的“道”并不是超然物外,而是见之日用的,故与佛、老二教之

  “道”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他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

  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在他看来,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仁义道德。

  所谓“仁”,就是对人充满温情的关怀与热爱,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博爱”,始于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而推及其他人,而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原人》)。

  这种博爱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能得体适宜,就是“义”,由“仁义”出发向前走,

  就是“道”,无须外界的帮助和安慰,切实具备“仁义”,达到自足自乐的境界就

  是“德”。韩愈以“仁义”来限定“道德”,所以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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