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成后，李翱、皇甫提、杜牧也写出文章，发表了对人性问题的看法。至宋儒遂愈
演愈烈，“性情”问题成为理学的主题。经韩愈倡导，宋儒的发展，佛教原有的性
理之学方面的优势逐渐被新儒学取代，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重新被牢固地确定了下
来。
四、千秋万岁名不寂寞
韩愈革新儒学，倡导古文，开一代新风。史学大师陈寅烙在《论韩愈》一文中，
对他予以极高的评价：
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
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
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折点之人物也。
这一评价非常中肯。但是，韩愈生前生后并非一贯受人尊崇。正如李汉所说的，
在他生前“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韩昌黎
集》序）“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新唐书·韩愈传》）
唐末皮日休甚至请求以韩愈配享太学。
到了宋初，韩愈的地位大大下降，“号为时能文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
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到了庆历年间，经过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大力提倡，
“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注]又重
新出现了韩文热。欧阳修尊之为文宗，石介列之于道统，苏轼作《潮州韩文公庙碑》，
竟赞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二程则欣赏韩愈抬高孟子的做法，
说“如《原道》之言，虽不能无病，然自孟子以来，能知此者，独愈而已。”
但宋人对韩愈也不是一味推崇。如对韩愈评价极高的苏轼，虽然肯定韩愈尊孔
孟、拒佛老，但认为“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
“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注]理学大师朱熹虽然
肯定韩愈“所以自任者不为不重”，但又指出他“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文字言语
之工”，评韩愈《原道》是“无头学问”，评《读墨》也说韩公“第一义是学文字，
第二义方究道理。”批评他在理论上缺乏深度和建树。[注]王安石则对韩愈贬多褒
少。他在《读韩》一诗中写道：“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无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
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说韩愈并没有把握儒家真正的“道”，他的努力徒劳无
益。宋人评韩还涉及到韩愈的人品，如说他贪禄喜进、言行失俭、沽名钓誉等等。
如《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18引苏轼责备韩愈“示儿皆利禄事”，《河南程氏遗书》
卷18记伊川语谓“退之正在好名中”，又说“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
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张子韶《横浦日新》说“韩退之求官书略
不知耻”。朱熹甚至说韩愈“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
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奕，酣饮取乐而已。”[注]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韩愈的道、文、诗、德无一褒词，说他
“所奉者义也，所志者利也。”直到现代，人们对韩愈的评价仍无定论，聚讼纷纷，
真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钱钟书语）。
对韩愈评价，不能失之片面和武断。韩愈这个人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对他勇于
进取、追逐功名这一点，我们要看到他不像后来的道学家那样虚伪。而且他积极入
世，勇于任责，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为了维护自己所怀之“道”，敢于直言
忤君，触犯逆鳞，这表现了一个正直士大夫应有的品格。至于以利禄诱子一事，封
建社会有几人不是在利益驱动之下读书做官的？
韩愈的一生，几经浮沉。特别是处在朋党、宦官、藩镇斗争的三角关系中，个
人的命运更难以捉摸。他依违其间，尽管各个集团之中都有与他交往的友人，但双
方都怀着或明或暗的戒心。因此，他有时感到非常的孤独。他自述说：“公不见信
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进学解》）“不善交人，无相
生相死之友于朝。”（《释言》）“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爱不相忌者又加少，内
无所资，外无所从，终安何为乎？”（《与李翱书》）但总的来说，韩愈虽屡被贬
黜，却能得以善终，平生的名位也不为不高。他有一首《示儿诗》这样写道：“始
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
可见他对自己的处境还是较为满意的。他虽然一生汲汲追求功名，但并不满足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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