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一文中，他征引《大学》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
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试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诚意
者，将以有为也。
指明儒学有体有用，异于佛、老之空虚不实。韩愈对《大学》的推崇，在中国
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评价说：
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
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
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退之固不世出之人杰，
若不受新禅宗之影响，恐亦不克臻此。又观退之《寄卢全诗》，则知此种研究经学
之方法亦由退之所称奖之同辈中发其端，与前此经诗著述大意，而开启宋代新儒学
家治经之途径者也。
陈寅恪评韩愈发明《大学》之旨着重于三点：其一是受新禅宗之影响；其二是
奠定新儒学之基础；其三是开启新儒学治经新方法。这是非常中肯的。
韩愈在革除儒学积弊，发明正心诚意之旨，直指人伦的同时，提出了一种新人
性论，即“性三品”说。
韩愈在《性论》一文中，对以前各家的人性论作了总结。他开宗明义地给“性”
“情”下了定义：
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
也就是说，“性”是先天就有的；“情”是后天所得的。性、情二分法是从董
仲舒那里继承下来的。接着，他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论：“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
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
关于性分上中下三品，韩愈解释说：
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
恶焉而已矣。”
可知，韩愈所谓上品之性，只有善而无恶；中品之性，则可以善，也可以恶，
关键在于引导；下品之性，则只有恶而无善。这样，韩愈把“性善”论，“性有善
有恶”论及“性恶”论统一在“性三品”说之中。他批评前人说：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恶。”扬子之言性曰：
“人之性善恶混。”夫始善而进恶，与始也混而今也善恶，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
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韩愈认为孟、荀、扬三子言性皆是以偏概全，缺乏分析。
构成“性”的要素有五，即仁、礼、信、义、智这五种道德品质（五常），在
“性三品”中，这五种道德品质的比重不一：
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其于四也
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
即上品之性五常俱备，而统于仁，下品之性反于仁而违背其余四种品质，中品
之性里仁的成份多少不同，其余四者杂而不纯。正因为有了这五种规定性，所以与
佛、老在“虚”“无”基础上言性是根本区别的。他把“性”说建立在人伦的基点
上，这就拈出了儒家文化与佛老文化本质区别。后来朱熹对韩愈的性论评论说：
“退之说性，只将仁义礼智来说，便是识见高处。”[注]
韩愈认为情是“接于物而生”，即后天才有的。情包括喜、怒、哀、惧、爱、
恶、欲七种。情也分为上中下三品，并与性之上中下三品相对应。上品之性有上品
之情，中品之性有中品之情，下品之性有下品之情。他说：
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
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
可见，韩愈并不否认情感欲望的存在。但主张“情”要适“中”，这个中就是
合乎儒家的伦理规范，“性三品”与“情三品”是一致的。
韩愈的“性三品”说的思想渊源，与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人
之性”、“斗筲之性”三类有密切关系。但董仲舒主张“性善情恶”，把“性”、
“情”对立起来，这并没有被韩愈接受，在这一点上，韩愈比董仲舒前进了一步。
从理论上说，韩愈把封建的道德说成是人类的普遍人性，这并没有从本质上解
决人性问题，而且他将人性品级化，从社会作用上来说，在于论证封建伦理秩序合
乎人性。他说：“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
可制也。”（《原性》）对于下品之性，既然无法改变，只有以威相加，以刑相制
了。
继先秦、两汉以后，韩愈重提儒家人性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原性》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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