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知交权德舆也游于他的门下。柳宗元的岳父杨凭也信佛教。因此，柳宗元自幼生
活在佛教气氛很浓的环境中。在长安应举和做官期间，他曾与文畅、灵沏等出入官
场的僧侣结交，并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王羲之、习凿齿、谢灵运、鲍照等人
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等的关系，又称赞在同时代的那些“服勤圣人
之教，尊礼浮屠之事”[注]的亦儒亦佛的人物。以后在流贬过程中，柳宗元又与许
多和尚交结。佛教思想对他的浸染很深，与他所受的儒家教育结合，形成了他特有
的调和儒释的思想。
柳宗元信佛，着重于佛教义理。他把作为外壳的宗教迷信与内在实质的教理区
别对待。他“自幼好佛”而“有得焉”，正是对佛教义理有深切的领会，因此，他
不同意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做法，他说：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訾余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
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
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
过杨子。杨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
《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
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乎？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吾之所取者与《易》、
《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斤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
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
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注]。
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佛教的态度。针对韩愈的指责，
他认为，佛教义理往往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相合，不能因为它是“夷”法而加以摒斥。
在这一点上，柳宗元主张兼收并蓄，勇于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取其韫玉”，
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心理。至于对佛教徒不讲世俗之伦理，脱离生产劳动等消极
方面，柳宗元与韩愈一样不赞成。他在《送元悬师序》中批判“世之为释者，惑不
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是没有真正参透佛教的教理，赞扬释元悬
在对待“孝”的问题上“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他还批评“今之言禅者，有流
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已，又陷乎人”[注]。
柳宗元对待佛教，是以儒学为价值标准，取其“有益于世”者，援佛以济儒。他认
为佛理“与孔子同道”[注]，具体有这样几点：
1．“不爱官，不争能”，合乎儒家的生活态度。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说：
“且几为其道者，不受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遂遂然唯印
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在他看来，佛教大师的恬退闲安，与当时官场
中争肆奔竞、贪恋禄位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传统儒家倡导“安贫乐道”，佛学
与之相通。
2．“合所谓生而静者”，即与儒家的性善说相符合。《礼记·乐记》说：“人
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物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
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柳宗元认为儒家的这种“主静”说经过异
端的篡乱，异说纷纭，失去了原旨，“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
老益杂，其术分裂。”而直到佛教学说出现，才恢复了儒家“主静”说的本源，
“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原，合所谓生而静者。……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
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耕锄，本其静矣。”[注]在
这一点上，柳宗元把儒、佛之道调合在一起，认为佛学的性善论贯彻始终，正与孟
子“性”说相通。
3．“本于孝敬，积以众德”，合乎儒家伦理。“孝道”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
重要内容。佛教原本不主孝道，规定不礼国王，不拜父母。但佛教传入中土以后，
经过改造，逐渐适应了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要求，也提倡“孝道”，如《大报
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注]。他在《送氵睿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中说：
“金仙氏（按：金仙为佛教之异名）之道，盖本于孝敬，然后积以众德，归于空元。
其敷演教戒于中国者，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柳宗元认为
在提倡孝道这点上，佛教“且与儒合”。
4．佛教的戒律与儒学的礼义相通。唐德宗时，怀海禅师居于江西百丈山，创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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