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代的新儒学运动，因为五代之后传统的儒学已经发生了危机，政治家失
去理论兴趣，只知道讲功利之学；儒生又困于章句而不究义理；佛道之学则尚虚无
而不涉实际。
因此，重建儒家的理论体系成为时代的使命。张载自从走上学术道路，就一直
怀着这种使命感。
在这段期间，他撰写了著名的《西铭》一文。《西铭》又名《订顽》，是他在
横渠镇讲学时写在西边窗户上的一篇铭文。全文只有五百多字，是供学生修养的纲
领，但它是张载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章从天人一本讲起，以仁孝为核心，
阐述了张载的基本哲学观念和政治伦理思想。二程最推崇《西铭》。程颢说：“孟
子之后未有人及此”，“要之仁孝之理皆备于此。”
天人一本，这是新儒学的共同信念。但这个本是什么？关学和二程的洛学却有
不同的回答。关学是以气为本，洛学是以理为本，这个本的不相同，表现出两个学
派的学风也不同。关学注重自然科学和实际问题，对于天文、地理、兵法、医学、
礼制都进行广泛的探求。洛学则注重人的内心修养，讲学问就是讲修养，读书主要
是“涵泳义理”。所以二程批评张载的学术，说他“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
和之气”。这正好说明张载的关学注重实用知识，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特征，与后
来只知道“低头拱手，空谈性命”的理学家是完全异趣的。
与关学、洛学同时并存的，还有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
王氏新学也因他颁布的《三经新义》而得名，主要是为他推行变法的政治改革服务
的，蜀学则以文学著称，因而都不能成为哲学化的新儒学运动的主流。此外还有周
敦颐的濂学，周氏本来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因为他是第一个探讨儒学本体论的，
又当过二程的老师，开创之功不可灭，所以后来尊他为濂学。实际上，作为北宋新
儒学运动的干城，就只有关学和洛学了。
张载开创的关学，在他关中讲学的时期，已经是门生云集，影响很广。据《宋
元学案》和张骥的《关学宗传》记载，当时关学的阵营已经很大，著名的弟子有吕
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吕兄弟，还有苏囗、范育、薛昌期等。受学于张载的则有
种师道、游师雄、潘拯、李复、田腴、邵彦明等。但到张载身后，由于他生前不是
名公巨卿，没有政治势力，也没有富厚的田产、宗族，关学的阵营开始衰落。他的
著名的弟子三吕和苏囗投入二程的门下，关学开始洛学化。只有未及门的弟子李复
还在坚守张载的正传。到明代，关学曾一度复兴，但是关学的内容却打着程朱的旗
号。只是到明末清初的李囗和王夫之，特别是王夫之，重新推崇张载为正学，把张
载的唯物主义宇宙论发展到一个最高的阶段。
张载在学术上的追求，可以概括为一个“新”字。他在一首《咏芭蕉》的诗中
写道：“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
学新心，养新德，起新知，宋代新儒学的形成，与这种求新的思潮是分不开的。这
个新就表现在儒学的哲学化。周敦颐是把道家的宇宙论与儒家的易学相结合，建立
他的天人一本理论。二程则汲取佛教本体论的形式，创立了理一无论的哲学。张载
与他们不同，他是在总结当代自然科学和传统易学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独特的“太
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正如朱烹评论他说的：“横渠之学是苦心得之”，说很少
有人象张载的关学派那样用功求索的。张载自己也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刻苦学习前人的知识而不墨守前人的陈规，坚持不懈地探索和锐意求新，终于创立
了他自己无愧于时代的哲学体系。
宇宙论是一个时代哲学的基础，晋、唐的儒学忽视了这个基础，使儒学的地位
下降，造成儒、佛、道三家争雄的局面。北宋新儒学各派的第一件大事是确立了各
自的宇宙本体论。然而新儒学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宇宙本体论上，他们的中心是要
寻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人性论哲学，而落脚点在保持社会等级和谐的政治伦理哲学
上。
张载在青年时代完成的《易说》，已经确立了他的“天人一气”的基本理论格
局。隐退关中讲学时期，他又写了《东铭》和《西铭》两篇纲领性的文章。《东铭》
是讲宇宙论的，《西铭》则以宇宙论为起点，以人性论为枢纽，以仁孝忠敬为依归。
因此《西铭》被当代学人及后代儒者奉为圭桌。关学的气本论和洛学的理本论在哲
学上虽然有唯物与唯心的差异，但归根到伦理哲学上，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实现各
安其分的社会理想，二者却是一致的。人是自然孕育出来的，在等级有序的宇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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