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其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
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二程集·伊川先生年谱》）
说他是一位高标准的儒者，应让他出来做官，如此可以鼓励知识分子，使之以程颐
为典范，便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士风。程颐没有接受任命。次年应诏入京，受命为崇
政殿说书，其职务是教皇帝读书。当时的哲宗年幼，司马光等人推荐程颐教他读书，
共目的是让哲宗不再奉行神宗的改革政策。程颐就职之前，就给皇帝上奏，提出了
君子应重视“涵养气质，薰陶德性”，注重道德修养，还要经常接近品行高尚，敢
于当面规劝君主之过失的臣僚。此外，他还提出，要让给皇帝讲书的侍讲官坐着讲，
以示“等儒重道之心”（《二程集·论经筵事札子》）。上述建议，表现了自孔、
孟以来，儒家学者不遗余力宣扬“圣王之道”和以“帝王之师”自任的本色。就职
以后，他经常以向皇帝讲书的机会，借题发挥，议论时政。由于他在君主面前，敢
于“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这就一方面使其名声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读书人纷
纷向他拜师问学，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对他的不满，有人指责程颐“经筵陈
说，僭横志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偿恩仇”。要求把他“放还田
里，以示典刑“（《道命录》）。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他只好上书，自动要求辞
职回乡。程颐自1088年起，便基本上脱离了政治生活，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尽管
如此，到了1096年，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因新党再度执政，他仍被定为反对新
党的“奸党”成员，贬到四川涪州（今四川绵阳市）。交地方官管制起来。后来，
这种打击又累及于他的儿子和学生。1102年，恢复新法的宋哲宗还下令追毁了他的
全部著作（实际上，由于其著作对巩固封建统治有用，在其门人保护之下，仍被保
留下来）。程颐在此境遇下，不久病死于家。死后，洛阳地区凡与他有关系的朋友
和门生都不敢去送葬。“故祭文惟张绎、范域、孟厚、尹(火享)四人。”（《二程
集》中华书局版第347页）
二、创立洛学宏圣道 传经授业为人师
二程不仅是北宋时期开创新儒学的“五子”之一，他们所创立的“洛学”，还
使理学具有了完整的形态，因而又是宋明理学的实际创立者。
二程兄弟自幼熟读圣贤之书。《宋史·道学传》说：“程颢自十五六时，与弟
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人于老释
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学者。”后来，兄弟二人终
于成一代儒学大师，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纷纷拜师于其门下。二人不仅竭尽全力
为之传道受业，并开创了自己的学派——洛学。程颐年轻时在太学一举成名，20余
岁就开始接纳门生，教授儒学。程灏自诩于“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
任。”（《二程集》第638页）文彦博称大程子“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
旁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同上第640页）程颖于1072年退休回乡，便同其弟住
在一起，二人日以读书劝学为事，当时“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
人得所欲”。由于兄弟二人长期讲学于洛阳，其所形成的学派才被称为“洛学”，
这个学派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具有重大的影响。
关于“洛学”兴起的情况，范祖禹作了如下记载：
先生（程颢）以亲老求为间官，居洛殆十余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
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先生于经，不务解析为枝词，要其用在
己而明于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盖自孟子没而《中庸》之道
不传，后世之士不循之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先生以独智自得，去
圣人千有余岁，发有关键，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故其貌肃而气和，
志定而言励，望之可畏，即之可亲，叩之者无穷，从容以应之，其出愈新，其学者
之师也。成就人才，于时为多。（《伊洛渊源录》卷2《门人朋友叙述》）
上面的记载，概括了“洛学”的兴趣及其特点，同时还指出了程颖作为一代儒
学宗师的学问、道德风貌和师表范式。
“洛学”在学风上不像两汉以来的儒生那样，只埋头于对儒家经典的训诂考释，
而是着眼于根本，追寻其精神实质，着重于对儒学经典之精妙奥义的探索与发掘，
抓住关键，“直睹堂奥”，从而达到了“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的目的。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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