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请数千年间，士大夫颠名于富贵，醉生而梦死者无世无之，何啻百亿，虽当时
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灭。某志学以来，所不愿也。至于杰然自
立志气，充塞乎天地，临大事而不可夺，有道德足以替时，有事业足以拨乱，进退
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是真可谓
大丈夫。”（《五峰集》卷2，《与秦桧书》）表现了他不阿奉权势，不随波逐流，
决心不去作官，只愿做一个有道德，有大节的，有助于治世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
秦桧死后，胡宏又一次被召，他仍托病不出，以后竟终身不仕。黄百家在《五峰学
案》的按语中说：“文定（胡安国）以游广之荐，误交秦桧，失知人之明。想先生
兄弟窃所痛心，故显与秦桧绝。……先生初以荫补承务郎，避桧不出，至桧死，被
召以疾卒，……其志昭然千古着见焉。”其大节大义真如他自己所说：“身虽死而
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
胡宏一生矢志于道，以振兴道学为己任，他说：“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
当以死自担”（《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他自幼从其父研习儒学，又
在扬时和侯师圣那里学习了二程理学，后来曾悠游南山（衡山）之下20余年，玩心
神明，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知言序》），其成就卓著，终于成为
南宋初期对振兴理学起了重大作用的关键人物。
二、心系社稷安危 关注人民疾苦
生活于内忧外患时代的理学家胡宏，并不是一个只知闭门读书，不问天下之事
的人，恰好相反，他之所以做学问、求大道，不仅是为了做一个有学问、有道德、
有大节的人，同时还本着有道德足以替时，有事业足以拨乱的理想和抱负，力图将
其所学用于匡时救世。身虽在野，心系社稷安危，不忘抗金复仇，收回故土，他反
对苛敛无已，关心人民疾苦。对于如何抗金复仇，如何安邦治国，胡宏自有一套系
统的思考。他在《上光尧皇帝书》中，详尽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在这封万言书中，
一开头就说：“臣闻二帝三王，心周无穷，志利虑天下而己不与焉，故能求贤如不
及，当是时，公卿大夫体君心，孜孜尽下，以进贤为先务。是时，上无乏才，而山
林无遗逸之士，士得展其才，君得成其功名，君臣交欢而无纤芥，形迹存乎其间。”
其意是要求宋高宗效法二帝王王之为政，第一要出于公心，志利天下，第二要广求
贤才，使不被埋没于村野，使他们充分施展才能，辅助人君成其功业。
接着，他不无针对性地说：“这后世衰微，心不及远，志不周扬，据天下势利
而有轻疑士大夫之心，于是始有道世不返，宁贫贱而轻世肆志者；于是始有奔走名
利之途，纳交于权势之门以侥幸高贵者。”这里所指的“后世”，显然主要是指当
世，在当时的南宋王朝，上至皇帝，下至各级文武官吏，多是文情武嬉的势利之徒。
他指出：当时那些“奔走于名利之途，纳交于权势之门”以侥幸谋取富贵者比比皆
是。与胡宏同时代的岳飞，在当时也很有感慨地说：若要天下太平，除非”武官不
怕死，文官不爱钱”，二人都是爱国志士，自然具有共同思想。
胡宏的万言书，主要是向皇帝“陈王道之本，明仁义之方”，要求来高宗施行
仁政，并具体提出了如何抗击金人和治国安邦的五条建议。
首先，要求兴兵北伐。鉴于靖康之难，徽铁二帝为金人所虏，已历时九年，使
国家蒙受奇耻大辱，他说：“陛下大仇未报，叛臣未诛，封疆日蹙，危机交至，义
之不可已也。”因此，他要求“加兵北伐，震之以武，”使金人知惧，迎接徽、钦
二帝回国，使父子兄弟得以团聚，决不应该“以天子之尊，北面事仇”。他指出：
尽地管朝廷竭尽委曲忍辱事仇，而“金人谋我之心乌有限制？土我上，人我人，然
后彼得安枕而卧也”。因此，要求孝宗皇帝“立复仇之心，行讨乱之政，积精积神
而化之，与民更始”。
第二，整饬三纲，施行仁政。胡宏申言，“三纲”为“中国之道”，治国之本，
“三纲立，边鄙之叛逆可破也”。他认为，若能“定名分，正三纲”，行仁政，施
恩万姓，就可使“四海归命”，收复中原，指日可待。
为此，他要求慎选官吏，“黜囗冗之官，以俟英贤；夺冒滥之职，以屈高士”。
胡宏要求，“在官者按实功罪，诛赏必行。任官称职者，使久于其位；过恶已张者，
编之于民。”他说：“夫国之所恃而上之所保者，亿兆之心也。”对于那些贪戾失
职的“生民之蠢贼”，若能“汰而黜之，则得民心”。他规诫人君：“仁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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