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归于一，而定其适从。”（《全集》卷36《年谱》）企图通过互相交流来调和两
家之分歧。淳熙元年（1175年），邀请了陆九渊、陆九龄和朱熹一同到信州（今江
西上饶）鹅湖寺，进行学术讨论。与会者除陆氏兄弟和朱熹、吕祖谦四人之外，还
有赵景明、刘子澄、赵景昭等人。
“鹅湖之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即治学和修养方法问题。据
记载：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
欲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
不合（同上）。
讨论一开始，陆氏兄弟便各做一诗以表白自己的观点，他们在诗中称自己的为
学之方是“易简功夫”，讥讽朱熹的治学方法是“支离事业”。朱熹听了二陆的诗，
虽然很不高兴，但仍坚持讨论了三天。最后，由于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讨论
没有达到预计的目的。鹅湖之会以后，“理学”和“心学”之分就十分明显了。
所谓“易简功夫”，就是教人先要树立一个基本立场，这就是通过“切己自反”
来“发明本心”，即所谓“先立乎其大者”。陆九渊认为，如果这样做了，即使
“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全集》卷34语录上》）。所谓“支离事
业”，是指朱熹要求通过“格物致知”和“泛观博览”去认识与掌握“天理”的方
法，陆九渊称此种方法为“支离事业”。在陆九渊看来，“易简功夫”是经得住历
史考验的“久大”功夫，“支离事业”毕竟是时浮时沉而不可靠的。
尽管双方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但他们之间的讨论，仍然是一
次自由讨论，彼此都能各抒己见，并未出现水火不相容的现象。由于双方都能求同
存异，互相尊重，自鹅湖之会以后，朱陆二人常有书函来往，交流意见。特别应该
提到，在鹅湖之会五年之后，陆九渊带领了几个学生去拜访朱烹，当时朱在南康做
知州，主办了驰名全国的“白鹿洞书院”。当陆九渊到南康时，朱亲率同僚、诸生
迎接。在此期间，还对陆表示了爱慕之情，为其兄九龄撰写了墓志铭，还特请陆九
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九渊以《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作了
精彩发挥，听者无不为之所动，给白鹿洞书院的师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朱熹也非
赏赞赏陆的讲演，他写道：“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肯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
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棘然动心焉。”（《朱文公集》卷81）当时，又请陆
九渊将此次讲学之讲词书写成文，作为白鹿洞书院的一分讲义。
关于朱陆之间在学术上的辩论，在前面的《朱熹》评传中已有所述评，这里应
该补述的，是他们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在评价中表现了陆九渊比朱烹更有真知灼见。
当时的宋高宗赵构把北宋的衰微归之于王安石的新法，他继续了守旧派的成见，支
持这些人对王安石的贬责。朱赢也极力攻击王安石，陆九渊则不以为然，他在《荆
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赞扬王安石说：
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其心，洁白之操寒于
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
公之志也。”（《全集》卷19）
在这里，陆九渊对王安石的品德、政绩和学术成就都作了很高的评价。他用
“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和“洁白之操寒于冰霜”来赞颂王安石的高尚人品，
用“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赞扬了王安石的学说和政治改革；用“勋绩必
为伊周”高度称颂了王安石的历史功绩；用“道术必为孔孟”肯定了王安石在学术
造诣上的重大成就。这个评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浓厚的理学气氛中，无疑是大胆
而可贵的见解，表现了陆九渊的正直和与众不同的见识。
陆九渊讲学活动的最盛时期，是他在淳熙十三年（1186年）主管台州崇道观期
间，这是一个闲差，他有机会回到故里，专事讲学活动。《年谱》记载了当时的盛
况说：“学者辐揍，时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至不
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小，溢途巷。从游之盛，未见有
此。”（《全集》卷36）说明陆九渊当时的学术活动在社会上影响之大。第二年
（1187年）他受门人彭兴、宋世昌等人邀请，去到风景秀丽的贵溪县应天山讲学，
他们在山上修建了精含，聚集了一批学生，定居下来，进行讲学活动。又次年，陆
九渊见此山状如大象，因改应天山为“象山”。“学徒结庐，先生既居精舍，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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