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才！天才！”一些心怀妒忌的士大夫却在一旁悄悄地说：“此子取上第，目中
无我辈矣！”弘治九年（1496），王守仁再次参加会试，果然为妒忌者所抑，又一
次落第。有些同来参加会试的人因未能考中而感羞耻，守仁安慰他们说：“世以不
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闻者无不叹眼。虽然两次会试都不得中，但王
守仁并不因此灰心失意。他退归余姚，结诗社于龙泉山寺，优游度日。
弘治十年（1497）夏五月，鞑靼小王子攻潮河川（在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
继而又攻大同。其时边报紧急，京师震动，“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王守仁
为了报国立功，由结社吟诗转而留心军事，他深深感到：“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
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王守仁又主攻兵法，凡兵家秘籍，无一
不精心研读。他“好言兵，且善射”（《明史》本传），研究军事简直入了迷，乃
至“每遇客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这样，王守仁在军事韬略方面有了较深的
造诣，虽然未被朝廷录用为镇守边关的将才，但为他后来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宸濠
之乱奠定了基础。
次年，王守仁27岁，开始感到自己久不得志，前途渺茫。他“自念辞章艺能不
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朱熹上来光宗疏曰：“读
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守仁感触很深，
顿时恍然大悟，悔恨自己二十余年来读书虽然广博，却未能循序以致精，因而没有
多少收获。于是，他通过痛苦的反省，便注重循序读书，力求学问精进，以期“致
知”、“穷理”。可是，他在实践中总觉得“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不禁茫
然失措，困惑难解。积久的忧郁情绪，又导致旧疾复发，守仁的内心十分矛盾、痛
苦。经历了上次“格竹”的失败，又实践循序致精的读书方法也未能成功，他便对
朱熹学说的崇信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从此与朱学分道扬镳。
五、出入佛老
对朱学信仰的动摇，使王守仁心志消沉，甚而怀疑学做圣贤与自己没有缘分，
于是便出入于佛老，“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但王守仁并没有去
做和尚。道士，因为他还肩负着王家光宗耀祖的使命，他毕竟还留恋于科举，不得
不学习一些时文定式和熟读四书五经。
弘治十二年（1499），王守仁已28岁，他第三次参加会试，踢进士出身，观政
工部。从此，他步入仕途，跻身士大夫行列。当时京师文人荟萃，如太原乔宇、广
信汪俊、河南李梦阳、何景明、姑苏顾麟、徐桢卿、山东边贡等人，均为文坛名士。
他以文会友，与诸士相交，过从甚得。不久，“时有星变，朝廷下诏求言”，又传
来鞑靼小王子入居河套，攻扰延绥的消息，王守仁立即奏上《陈言边事疏》，因论
朝政之失，“谨栋便宜八事以备采择：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
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日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
八曰严守以乘弊”，极力主张改革政治，整顿边务，以“易辕改辙”，“痛革弊源”。
第二年，守仁被朝廷授官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弘治十四年（1501），王守仁奉命审录江北国狱，对于冤假错案，多所平反。
事后游道教圣地九华山，挥笔写下了《游九华山赋》，赋中有云：“逝予将遗世而
独立，采石芝于尘霄；虽长处穷僻，乃永高乎囗嚣……长邀游于碧落，共太虚而逍
遥。”这明白地表露了他企望超脱凡尘，羽化登仙的幻想。游山期间，曾夜宿无相，
化城等僧寺，又寻访道士蔡蓬头和地藏洞异人。当时，蔡渭守仁“终不忘官相”，
异人与守仁“因论最上乘”，盛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由此启
发他从佛、道两家的角度考察儒家，更多地看到了儒、佛、道三家相通的地方，这
对阳明心学的形成颇有影响。
王守仁完成了录囚任务，回到京师，白天忙于办理案犊公事，夜晚又燃灯静坐，
研读五经以及先秦两汉儒家著作，努力提高文字功夫，以适应当时文学复古运动的
需要。父亲王华担心他劳累成疾，便严令禁止家人夜间在守仁的书房放置灯烛。守
仁为了避开父亲的监视，每晚专等父亲安寝后又燃灯读书，常常熬到夜半三更。久
而久之，他由于劳思过渡，竟得了吐血疾（肺痨），便于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
告病归越。
回到故乡余姚后，王守仁乃筑室会稽山阳明洞中，终日习炼道家导引之术，搞
得自身精疲力竭，却丝毫无补于事。他翻然悔悟，不禁感叹道：“此簸弄精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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