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洪、王畿和王良等人的热烈拥戴和不懈努力，阳明学说很快风行海内，四方求
学者云集响应。其势有如旋风，席卷了明代中叶整个知识界，以致在当时掀起了一
股强大的批判理学思潮。
王守仁讲学声势浩大，震动朝野，引起了一班固守程朱理学的官僚们极力反对。
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秉承首辅杨廷和的旨意，倡议论劾守仁，加之以遏止正学
的罪名。王门弟子陆澄时为刑部主事，特上疏为“六辩”以驳斥论劾者，守仁当即
进行阻止。他说：“无辩止谤，尝闻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于是？四方英杰以讲学
异同，议论纷纷，吾济可胜辩乎？……然则今日之多口，孰非吾济动心忍性砥砺切
磋之地乎？且彼议论之兴，非必有所私怨于我，亦将以卫夫道也。”守仁对谤议并
不计较。而视之为学术异同，这是十分明智和策略之举。因为他鉴于朝廷内部权臣
倾轧，矛盾复杂，不能让弟子和自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乃至断送个人煞费苦心
创立起来的学说。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南宫策士，以“心学”为问，暗中借此排斥和打击
王守仁。策问曰：“朱陆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岂乐彼之
径便，而欲阴低吾朱子之学钦？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欤？至笔
之简册，公肆低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政事，燔其书而禁之，得无不可
乎？”（顾炎武《日知录》卷18）参加这次会试的三门弟子，对这次策问大为不满，
有的不答而出，有的直发师旨，有的下第而归。钱德洪不第归来，王守仁喜而远迎，
说：“圣学从兹大明矣！”德洪疑惑不解地问：“时事如此，何见大明？”守仁说：
“吾学恶得追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
而求真是者。”他自诩“吾学”即“圣学”，认为策问攻击“吾学”，相当于变相
宣扬“吾学”。对于谤议，王守仁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态度，足见其“致良知”的
功夫非同寻常。
一天，王守仁与弟子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良等人论学，顺便谈
起外界对阳明心学谤议日兴的原因，有的认为是由于先生权势地位日益提高而以遭
人嫉妒被谤，有的认为是由于阳明学说日益彰明而为宋儒争异被谤，有的认为是由
于王门弟子日益增多而以进身受挫被谤。而王守仁则认为这三者都不是主要原因，
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本人是一个“只信良知”的“狂者”。他对弟子们说：“吾自南
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
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弟子请问乡愿与狂者之辨，守仁曰：
“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件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
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
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
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
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可见，王守仁被谤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他
不为“乡愿”以媚世，宁为“狂者”以求“圣人之道”，凡遇事只依“良知”而行。
嘉靖三年（1524），王守仁53岁。自初春开始，门人日进。郡守南大吉以座主
称门生，往复数次，殷勤问学，深得“致良知”之教。随即，王守仁开辟了稽山书
院，聚八方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当时，各地学者纷至沓来，诸如萧囗、杨汝荣、
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良、孟源、周衡等来
自直隶，何泰、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
等来自新建，曾忭等来自泰和。守仁亲临讲席论学，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以至于
因书院狭小而不能容纳。莘莘学子“环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诸僧舍，
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听，更番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
诸山远近古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
听，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追记其姓字者。诸
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囗忆
入者以融释脱落出。”（钱德洪《刻文录叙说》）
王守仁讲学闻名海内，天下学者时时想望其风采。海宁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诗坛
宿儒董氵云，他漫游会稽时听说守仁讲学之盛，便“以杖肩其瓢笠诗卷来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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