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认识到“知行并进”，“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互相联
系，互相依存，“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他自信这种“知行合一”论，
既可纠正程、朱“知先行后”之偏，又可补救世人“知而不行”之弊。平心而论，
王守仁关于“知行合一”的主张，确实比前人有所进步。首先，他将“吾心之良知”
作为“知”，将“致吾心良知干事事物物”作为“行”，而以“心即理”为前提，
以“知行合一”为指归，从而达到体认良知的目的。这种认识论，就其解剖自身
（吾心固有的“良知”）以推求万事万物之理的认识方法来看，内中蕴含有“一般
（事事物物）存在于个别（吾心良知）之中”的辩证因素。由此，王守仁的“知行
合一”论便以其发展了主观能动的一面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高度，
为宋明理学增进了一个新的范畴，为认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而这对于
后世唯物论知行观的建立，显然起到了触媒的作用。其次，王守仁反对朱熹以“知
先行后”说割裂了“知”、“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公开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
要命题，极力强调认识过程中“知”、“行”两个阶段之间的统一与联系，这是王
氏高于朱氏之处，是他对于认识论的新贡献。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
上的，它片面夸大了“知”和“行”之间的统一性，而抹煞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
并将其歪曲成绝对的同一，从而把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等同于纯粹主观先验的
“知”，由此否定了“行”的客观性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致良知“致良知”论，是王守仁关于认识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他对于“心即理”、
“知行合一”等心学命题的理论概括与升华。王守仁称此为“孔门正法眼藏”，是
“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他曾自我标榜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
字。”（《寄正宪男手墨》）他从37岁龙场“大悟”到50岁始揭“致良知”之教，
其间经过了十几年学术研究和事功磨炼的艰难历程。“致良知”命题的提出，代表
了阳明心学的终结，标志着阳明心学的发展达到了它的顶峰。
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是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说结合起
来加以改造和发明而产生的。《大学》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圣”，强调
“格物”是身心修养的首要环节。王守仁对此进行了改造，认定“格物”就是“格
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答罗整庵少宰书》），因而
“致知”也就在于“格心”。《孟子》所谓“良知”，主要是指先天固有而不经后
天习得的善性，即天赋的道德意识。王守仁就此作了很大的发挥，认定“良知”为
心之本体，能生天地、万物和人类；它“动静一源”，是封建伦理的升华和至善的
道德；它是“辨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样，被改造过的《大学》“致知”
和被发挥了的《孟子》“良知”两个观点便溶合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在王守
仁看来，“良知”也就是“道”、“天理”、“本心”；“致”就是使良知“明觉”
和“发用流行”。“致良知”也就是把“良知”扩充、推及到万事万物之中，予以
发扬光大，从而将人的潜在道德意识转化成现实的人生价值。
王守仁之所以要倡导“致良知”，自然是为了达到“为善会恶”、维护封建道
德规范这个现实目的。所以，他后来把自己的心学宗旨归结为“王门四句教”，即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是王守仁的晚年定论，与其“致良知”说相吻合。由于“致良知”说甚为“明白
简易”，“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党”（《寄邹谦之（三）》），加之王守仁宣扬
人人皆有“良知”，个个做得“圣人”（《传习录下》），使“致良知”得以普及
和推广，因而其影响十分深远。
教育论王守仁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以弘扬“圣学”为己任，
一生讲学不辍。凡他所到之处，或立“乡约”，或兴“社学”，或建“书院”，总
是大力推行社会教化，并借以宣扬他的思想学说。王守仁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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