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年谱》），这样，
不但“通知”了本朝史事，还深入了解了中国上下数千年的史事，为“经世致用”
奠定了坚实深厚的学问基础；不仅此也，宗羲还多方搜求、广泛涉猎，邀游于中华
学术的海洋中，“旁求之九流百家。既尽发家中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
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注]。穷年搜讨，游
履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以
为常”（《神道碑》），极为深入地钻研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旁及天文、地理、
历算、音乐、释老等各类书籍。这使他锻炼养成了别具只眼的独立思考能力，往往
能“凿空新义，石破天惊”，生发出卓异而深刻的见解。
宗羲有四个弟弟，其中大弟宗炎（字晦木）、二弟宗会（字泽望），都由宗羲
亲任教导之责，一不数年，皆大有声，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年谱》）。
这一时期，黄宗羲不过20多岁，却一时名声大噪，“所居虽僻远城市，不乏四方之
客”（《年谱》），他也因此结识了当时不少名流，与沈寿民、陆符（字文虎，浙
江鄞县人）、万泰（字履安，与文虎同里）最称莫逆。
在发愤力学、刻苦攻读的同时，宗羲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以高度的责任感
注视着天启以后的政治风云。
当时，虽然魏忠贤等已经伏诛，他的羽翼爪牙也被剪除，但是，阅党残余远未
销声匿迹。尽管崇祯二年（1629）曾“钦定逆案”，将阉党分七等定罪，前六等俱
处以流放，末等则“冠带闲住”，虽保留名位却无实权，然而“其党犹满朝”。他
们虽蛰伏朝野，却一直在窥测试探，待机翻案，企图东山再起。崇祯三年（1630）
六月，温体仁入阁。体仁宇长卿，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貌似恭谨忠厚而内心残
刻，又颇具心机，巧于揣摸迎合皇帝的心意，因而很受崇祯宠信，居内阁掌朝政达
8年之久。此人早在天启年间就曾赋诗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与东林党则格格不入。崇
祯初年廷推阁臣[注]，礼部侍郎钱谦益名列第二，温时为礼部尚书，但资望尚浅，
不在被推荐者之中。他意会到崇祯对钱心存疑虑，便大张挞伐，翻出7年前已有定论
的旧案，攻击谦益受贿、“结党欺君”。结果，在其他大员一致认为谦益无罪的情
况下，谦益仍被革职回籍、等候处理，一些受此事牵连的官吏如瞿式耜等都遭贬谪；
而钱氏曾被指为“东林恶党”，当年阮大铖向魏忠贤上所谓“点将录”，将钱列为
三十六天罡”中的“天巧星”。由于这些缘故，当温体仁入阁，不久又擢为首辅、
大权在握之际，“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旧案、攻东林“（《明史·温体仁传》）；
而体仁亦“庇私党，排异己，与举朝为仇”（《明季北略·朱国弼劾温体仁》），
对正直势力形成极大的威胁。
当时士大夫集团中正直一派的急先锋，是以少年名士为主体的复社。
明中叶以来，士大夫集会结社之风特盛，三五同道，声气相求，即可组成团体，
或者赏花赋诗、饮酒衡文，或者讥弹时政、臧否人物，已成为当时文人生涯之一组
成部分。万历之后，因为朝局清浊不定、政争频繁，这种结社也就往往更含有较浓
厚的政治气息。江南人文渊薮，集会结社尤为普遍，天启、崇祯间，较知名者就有
应社、国门广业之社、读书社、小筑社、诗社、文社、几社、登楼社等等，不一而
足。
崇祯三年（1629），名士张溥（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1602—1641）
联合诸文社，在吴江尹山聚会，以“兴复绝学”为号召，成立复社，此为复社第一
次会议，史称“尹山大会”。翌年，张溥又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
在南京的宗羲经友人周镳（字仲驭，江苏金坛人）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
物之一。这年，宗羲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字囗考，号匪莪，福建泉州人）为首
领的诗社；后来，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宗炎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
到崇祯六年（1633），张溥在苏州召集“虎丘大会”，与会之复社人士多达数千，
规模之大，为前所未见。从此，复社作为继东林之后而起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团体，
出现在崇祯时代的政治舞台上。一时俊彦，如陈子龙（字卧子）、吴伟业（字骏公）、
冒襄（字辟疆）、侯方域（字朝宗）、陈贞慧（字定生）、吴应箕（字次尾）、顾
炎武（字宁人）等人，俱荟聚复社旗下；宗羲与社中诸同志时时往还，相互之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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