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注》”。当时戴震在学术界虽小有名气,但毕竟还算年轻。因此他又作《屈武音
义》,假名汪梧凤。另有《勾股割圜记》”一书,利用西洋算法进行注解,假名吴
思孝。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场家族财产纠纷迫使戴震入京避祸。乾隆二十年,戴震状告一个家族中强横
子弟侵占祖坟,不料这个强横子弟倚仗财势打通关节,反诬戴震不法,县令准备抓
他治罪。戴震闻讯,“乃脱身挟策人都”,只带了一些书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
李、衣服都没有。他寄旅于歙县会馆,“是时纪太史陶、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听、
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
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京师之行,
是戴震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
鼐、王安国、卢文(弓召)等一大批学术名流都与戴震相识。这些人对戴震的学识都
很推赏,为他广为延誉。戴震与这些堪称海内硕儒的人交往,扩大了眼界,增长了
见识,学术上也更为成熟。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这时为孝廉。他倾心于戴震
之学,写信给戴,欲奉其为师。但戴震虽然学高天下,却不好为人师。他回信给姚
鼐予以拒绝说:
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
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因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
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
作师不如作友,这是戴震的看法。后来姚鼐不满戴震之学,转而大肆批评。此
次戴震拒绝为师,使姚鼐免却背师之讥,这是后话。在这封给姚鼐的信中,戴震还
谈到了治学方法:
凡仆所以寻求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坟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
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
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闻见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
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寻,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
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
者之辨之也[注]。
在这里,他提出了治学须有“十分之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余
义,这样所得的结论才有坚实的基础。
在京师期间,戴震出入名儒硕彦之门,朝夕讲论。他写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
二篇,又有《周髀北极(王玄)玑四游解》二篇,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还写了
不少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反复阐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此外,他应王安国之邀,
到其家塾课其子念孙。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后来蔚为一代考据大师,与戴震的影响
分不开。
戴震在京师滞留了两年,声誉鹊起,名扬海内。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还,
在扬州结识了惠栋。惠栋是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创者,而戴震则是皖派宗师,二人在
学术见解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
[注]、当然皖派与吴派在治学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这只是清代汉学内部的分歧。
章太炎、梁启超都曾对戴、惠之间的差别有所论述。章太炎说:“惠氏温故,故其
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
作也。”[注]梁启超以“译言”为喻,说明皖、吴二派之差别:“惠派之治经也,
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机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泽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
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
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
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注]章、梁二人的论述非常确切。
扬州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戴震结识惠栋以后,钱穆
认为他的论学宗旨发生一大变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
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日即故
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注]戴震在扬州客居达4年之久。
戴震虽然博学多闻,名满海内,但科举之途对他来说却比登天还难了直到40岁
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六次入京参加会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毕竟科举考试所需
要的是能够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经学、讲训诂,作出来的八股文未免多了
一些学究气,因而不被考官青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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