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奏折中，康有为提出了“全变”思想。“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
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
行一统垂裳之法。”康有为列举了世界上固守旧制而亡国的国家，前车之辙，犹可
鉴也。
康有为主张中国的变法仿效日本的维新制度，因为在世界各国中，日本的许多
情况与中国近似。“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
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根据日本的经验，康有为
建议光绪帝，若要变法，宜首先抓以下三件事：
第一，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乾清门，宣布变法维新，“诏定国是”。
第二，“设上书处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所
有官员的意见，允许直接反映，不得由堂官代表转达，有“称旨”的，召见察问，
量才录用，这样才“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
第三，“设制度局于内延，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皇上每日亲临商榷，
订立各种新章。按康有力的设想，“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
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
陆军局、海军局。
这个奏折充分表达了维新法的改革主张和施政方针，成了后来指导“百日维新”
的变法指南。光绪读后深受启发，推行维新变法的意志日益坚定了。
7．《上清帝第七书》
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第七次上书光绪帝——《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
弱致强之故折》。康有为鼓励光绪学习俄国。“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
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
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
彼得。”这个折子的呈上，在催促光绪痛下决心立即变法方面，颇有作用。
四、“百日维新”与保皇生涯
在不断上书朝廷吁请变法的过程中，维新变法纲领日臻完善，变法思想日益深
入人心，光绪皇帝也终于下定了变法图强的决心。从此，康有为的政治生涯也由仅
仅上书言事，不平疾愤呐喊，转到从事激烈的变法活动之中。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百日维新”，是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国是之诏开始的，
至同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结束，历时一百零三天。
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光绪终于下定决心，颁
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正式变法。
“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直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
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
变之才。”（《德宗景皇帝实录》）
6月16日，光绪皇帝顶着慈禧太后等后党的压力，打破清朝皇帝不得召见小巨的
“祖宗家法”，特旨召见了康有为。召见前，康有为碰见了荣禄，并告诫这位著名
的守旧大臣，非变法不能救中国，“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清廷戊戌
朝变记》）召见中，光绪帝颇有兴致地听康有为阐述自己的变法救国主张，并频频
表示赞同。康有为问道：“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光绪
叹息说：“奈掣肘何？”于是康有为建议道：“就皇上现行之权，行可变之事，虽
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唯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
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皇上欲变法，唯有擢用小臣，广其登
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光绪赞成其观点
（年谱）。召见谈话非常投机，持续达两个多小时。召见后，光绪欲重用康有为，
终因旧守势力太大，只好委他一个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小职位，准予专折奏事。
百日维新的日子里，康有为充分利用光绪帝给予的专折奏事特权，给皇上提出
了许多维新变法主张。他几乎是每两三天就写一件条陈。如果说以前的上清帝书主
要是产生社会影响的话，而这时期的奏折则主要是直接影响皇上。
这期间康有为上奏的主要内容为：
政治上，尊孔教为国教，选才议政，许民上书，裁冗官，断发易服改元，开懋
勤殿议制度，开制度局等，希望朝廷能破格录用维新变法人才，建立变法机构。
经济上，劝励工艺，奖募创新，立商政，开农学堂，地质局，筑铁路，废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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