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生行事治学，皆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来展开的。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由于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便毅然放弃升学机会，到
他早先即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记者。整日出入总统府、国
务院、学校、团体与街头巷尾，目睹风云诡谲的政情。1913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梁因与国民党政见不合，遂离开了报社。
同他父亲一样，梁漱溟开始亦倾向于立宪派，但不久即转向革命派，并积极投
身于革命运动之中。但是，辛亥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因军阀
割据混战而变得一天比一天糟，这使热心革命的梁漱溟极为失望，并引起了他对人
生感到厌倦和憎恶，渐由一位热心革命的青年转变为一个虔信“人生是苦”的佛教
徒，整日沉迷佛典，醉心佛法。甚至一度悲观厌世，曾两次企图自杀。尽管他后来
出佛入儒，结婚成家，但却终生保持着茹素不荤的习惯。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梁漱溟也度过了自己的精神危机，经过一番痛苦的
思索，他终于出佛入儒，选定儒学作为自己的哲学信仰。这种思想转变最终在他任
教北大期间完成。
1917年10月，梁漱溟因《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第5、6、7月号上）
而得识于蔡元培，并受蔡之邀到北大担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他到北大的第一天
就向蔡元培慎重声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在北
大先后开设了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孔学意旨等课程。其讲授深入浅出，说理
透彻，见解精到，常发人之未发，决世人未决之疑，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成为一代
宗师的冯友兰就是他这时的得意门生。
在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他就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工作。到1920年秋，他
就开始在北大系统地讲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首次运用比较方法学，对中国、西
方、印度三方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它们各自的哲学根据及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地
位，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并在最后大胆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
复兴！
1921年暑假，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济南讲授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一连讲了40天，最后由陈政、罗常培将记录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
版。此书一出，即因其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独到的见解，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到
1929年，此书即已印行八版，并被翻译成12国文字。此书的出版，把近代以来的中
西文化之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治学方向即现代新儒家
哲学的产生。
1924年夏，梁漱溟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辞去北大教席，远赴山东曹州中学
试办高中部，并想以此为基础成立曲阜大学。但不到一年，他又怀着失望的心情回
到北京，先客居清华园，编印其父遗稿。后又与十多位从山东追随而来的学生在什
刹海共住共读，互相敬勉。在这段时间里，形成了梁漱溟独特的教学方式——朝会。
他后来回忆说：每天清晨，天将明未明之时，师生共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
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身处此境，顿觉心地清明、
精神振奋，且有众睡而我独醒之感，并由此而倍感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
大家或讲话或沉思反省，尽情地利用这人生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抑扬朝气，锤炼心
志。朝会制度从此开始，以后他在山东主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时仍坚持不懈，后来还
将朝会所讲辑成《朝话》一书出版。
1927年5月，梁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广东任广州政治
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在这里，他首次明确
地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乡治理论，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
中国。简而言之，就是“以农立国”。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
学，梁担任教务主任并主讲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是年暑假，又应邀到北京大学、
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讲演。阐述他的“村治主义”。他明确指出：
“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乡村运动的实质就
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1931年，因蒋冯间中原大战。河南村治学院停办。同年1月，受山东省主席韩复
榘之邀，梁漱溟带领部分同仁赴山东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此为中心，以邹平
县（后增至14县）为基地，广泛地展开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主张以“乡学”
代替区公所，以“村学”代替乡公所，建立教育和行政合一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
实际上，所谓“乡村建设”就是他的新孔学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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