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以一种近乎传教士般的自我牺牲精神，与一批志同
道合者在山东邹平度过了2500多个日日夜夜。在这期间，他还先后写作并出版了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乡村建设文集》（1934）、《乡村
建设大意》（1936）、《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1937）等著
作，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具体实践方案。他试图通过乡村建设
这一带有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藉着创造根本的道德共识和精神凝聚，重整业已崩
溃的乡村社区，以达到复兴中国固有的伦理社会结构，挽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
状况的目的。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的隆隆炮声中断了他那田园牧歌式的乡建运动。一浪高
过一浪的救亡呼声，使他再也无法沉醉于他那块藉以恢复“圣道”的乐土，而毅然
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开始他长达十余年的为国事奔走的传奇。
是年8月11日，梁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一文，提出
抗战“要实行系统化、民主化、国力化”的观点，并提出了实行战时教育制度改革
的14条具体主张。8月14日，应蒋介石电邀，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共商
国事。山东沦陷后，又亲率山东乡建院之学生两百余人投入军事委员会战干团第一
团，在武昌军训后遂组成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开赴山东抗日。1938年
1月，梁漱溟又以“国防参议员”的特殊身份赴延安考察、访问。他访问延安的目的
有两个，一是看共产党转变得如何，二是希望同中共领导人就实现国家进一步的统
一交换意见。在三周时间的考察访问中，延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极苦的
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
尤其令梁漱溟难忘的是与毛泽东的八次长谈（其中两次竟是通宵！）内容广泛涉及
中国的现实命运与前途及未来新中国的建设问题。谈话气氛极为和谐、融洽，最后
虽未达成完全共识，却坚定了梁氏抗战的信心，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相信中国共
产党反对内战、主张联合抗日是坚决而真诚的。
1939年2月，梁又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与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一起巡历华北华东各
山地，长达八月之久。途中历经千辛万苦，曾几次与日寇遭遇，险遭不测。在这次
考察中，他痛感国共摩擦严重，深为统一战线内部隐藏的危机而忧虑，尤其是1941
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形势更加严峻，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3月1
9日，以梁漱溟、张澜、黄炎培等人为首，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
盟”之前身），旨在联合各民主力量，促进国共合作与团结，黄炎培被推为主席，
梁漱溟作为发起人，既是13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也是5个中央常委之一。1941年5
月，梁漱溟受“同盟”委派，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国民党设置的各种关卡，只身一
人远赴香港，在朋友的帮助下，创办了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公开发表了同盟
之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宣传同盟之政治主张。此事令国民党大为恼火，对梁极尽
百般刁难、威胁、利诱，但梁始终不为所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
陷，《光明报》才被迫停刊。梁漱溟亦历经艰险，经澳门返回桂林。
抗战胜利后，梁漱溟二访延安，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希望维持国内和平。19
46年，他出任民盟秘书长，参加旧政协，并担负起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调停人之重
任。尽管他多方奔走，尽心竭力，却因国民党多次背信弃义，屡起事端而终未能扭
转政局。梁漱溟痛感和平无望，回天乏术，遂在1946年10月力辞民盟秘书长一职，
并公开宣布退出民盟，离开政治舞台，并申明从此以后对国“只言论，不行动”。
梁漱溟于11月6日离开南京，来到重庆，在他创办的勉仁书院，一面讲学授业，一面
撰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冀以我对于老中国之认识，求教于世。”1949年6月，
此书写成并正式出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面对这个历史巨变，梁氏并未感到
不安。他自认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尽过力的炎黄子
孙，一生所行，问心无愧。为此，当有人力劝其远赴香港时，他坚决拒绝，执意留
在了大陆。
新中国并未忘记梁漱溟这位爱国人士，就在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庄严
时刻，周恩来还在天安门城楼上，颇有感慨地对各界朋友说：“今天梁漱溟先生没
有来，很遗憾！”毛泽东亦有同感，并指示有关部门务必尽快把梁漱溟请到北京，
共商建国大计。
1950年1月，梁应中国共产党之邀，离渝赴京，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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