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
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生
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
祖国。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
评议会委员。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专任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
整，他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
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常务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二、三、
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在学术上，冯友兰却很不
顺利。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
动中，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
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
磨。直到1968年秋，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
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
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冯氏才得以离开牛
棚，勉强恢复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冯家被定为外宾访问的开放户时，才
算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
综观冯友兰解放后的学术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50—60年代。在自
我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冯氏后
来回忆说：“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
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写了《中国
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松
堂自序》）在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哲学
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
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义的历史，冯友
兰身处其时，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第二阶段是70年代，代表作为《论孔丘》。
其时，“四人帮”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将哲学史、思想
史的发展，简化、歪曲为儒法斗争史，厚诬古人，捏造事实，影射史学达到登峰造
极的地步。一时间，整个学术界风声鹤唳，硝烟骤起。在“四人帮”的“顺者昌，
逆者亡”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许多学术趋尚世风，违心地写了许多应时之作。冯友
兰当时压力极大，他虽然从心底里极为反感“四人帮”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党，
相信群众”的思想指导下，也不得已“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
是他们的说法”而写了《对子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
《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不久，《光
明日报》、《北京日报》即予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75年，他的
《论孔丘》一书正式出版。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这显然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
的违心之作。他后来亦坦诚地说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
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三松堂自序》）这既是冯氏个
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
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对解放后事态纷
坛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是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经过50—60年
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
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
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
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
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
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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