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之观念、命题，及其推论，多是形式的、逻辑的，而不是事实的、经验的。”
（《三松堂全集》卷4）哲学的观念、命题和推论，对于实际并无所主张，无所肯定，
亦没有或甚少实际的内容。哲学的内容就是以涵盖一切之“共相”或“真际”为对
象。而对于“真际”或“共相”，也只形式地有所肯定，而不事实地有所肯定。因
此，哲学的或形上学的方法（即形式的正的方法），说到底就是囿于名词概念的逻
辑分析方法。
所谓负的方法，就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
的方法”。他认为，没有讲“形上学”，不等于否认“形上学”，而恰恰是从反面
表显肯定了“形上学”。这种用直觉主义讲“形上学”，犹如画家“烘云托月”的
表现手法，“画家画月的一种方法，是只在纸上烘云，于所烘云中留一圆的空白，
其空白即是月。”这就是说，对于“真际”这样的本体界，“不能说它是什么，只
能说它不是什么”，而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则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因此，“负的
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冯氏这里所谓“神秘主义”，无非是指肯定
有某些不能够完全为人们的思想所能把握，或者不能够完全为人们的语言概念所能
表达的存在或境界，也就是肯定某种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的存在。
冯氏认为，就总体特征而言，两种方法正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哲学传统，西方
哲学长于分析，正的方法占支配地位；中国哲学崇尚直觉，负的方法则充分发展。
冯氏在新理学中两种方法的运用，目的在于体现其“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精神，
并试图通过调解逻辑与直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来达到会通中西哲学的
目的，但他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在他的新理学中，逻辑分析的方法最终还是屈
从于直觉的方法，从而使新理学的方法论带上了浓厚的非理性主义的神秘色彩。
冯氏以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建构起来的这一套“不着实际”的形上逻辑体系，
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冯氏的回答非常明确：没在什么实际的用途和意义，唯一的作
用在于能提高人的境界。他说：“新理学知道它所讲的是哲学，知道哲学本来只能
提高人的境界，本来不能使人有对于实际事物的积极的知识，因此亦不能使人有驾
驭实际事物的能力”，但是：“这些观念可以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
这些观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于自然、功利及道德诸境界……，则哲学的无用之用，
也可称为大用”（《新原道》）。这就是说，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并不在于能使人
获得任何具体的才能、知识、经验和智慧，而只在能使人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为
此，他提出了体现其哲学功能的人生境界说。
冯氏认为：“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党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
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新原人》）冯氏这里所
谓“觉解”，在功能上类似于“自我意识”，在本质上同“直觉”没有多大差别。
它是一种不以事物为认识对象、无须借助概念的纯思，是内心的自我体验，而所谓
“境界”，就是指人对于“真际”的体认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主观精神状态。冯氏
根据人之“觉解”程序的不同，而把人生之境界由低而高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自然
境界。这是最低层次的一种境界。“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底。……
顺才而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亦或顺习而行，‘照例行
事’”（《新原人》）。这里的“才”指人生理上的自然之“性”，“习”指社会
的习俗、习惯。处于自然境界中的人，对于他的行为及行为的性质和意义都没有明
白的了解（但并非全无了解）；二是功利境界。这是较高一层次的境界，“在此境
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为利底’。或者说，嘟是为我的’，都是‘自私底’”（同
上）。生活于此境界中的人，他已明显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所为皆为他自己，但
结果未必是损害他人；三是道德境界。这是更高一层次的境界。“在此境界中底人，
其行为是‘行义底’，……在此境界中的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他了解人之性
是涵蕴有社会底”（同上）。因此，处此境界中的人，他之所作所为是处处为“社
会”着想，置“社会”利益于个人之上，其行为时则表现为“尽人之伦”和“尽人
之职”的道德行为，这样的人是人中之“贤人”；四是天地境界，这是最后也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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