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他所创立的“新心学”显然与王阳明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是
梁启超、梁漱溟这两位国学大师将贺引进了国学研究的大门。
贺氏后来之所以走上翻译、介绍西方学术思想之路，尚得力于另一位良师。19
24年，著名翻译家、《学衡》杂志主编吴宓到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并
聘有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吴宓在清华首次开出翻译课，系统
讲解翻译原理与技巧，并辅导翻译练习。选习此课的人本不多，能坚持不去的就更
少，贺不但选修了此课，还是少数几个能坚持到底的人。他与另两位好友张荫麟、
陈铨三人最得吴宓赏识，人称“吴门三杰”。在吴宓的影响和帮助下，贺不仅对翻
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算“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
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生的‘志业’”，同时他还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上开始有了自
己的见解。1925年秋，贺写成《论严复的翻译》一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4卷
第49号上。这篇论文从翻译的对象、翻译标准、翻译的副产品等三个方面，探讨了
中国翻译界的先驱者严复在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和值得借鉴之处，这
篇论文，是严复在1921年去世以后，关于他的翻译思想、手法及其影响的第一次系
统研究，也正是通过这种研究，贺从严复那里借鉴和吸收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例如，
严复喜欢在译著前作长序，从此来介绍作者的生平、‘思想，并借此表述译者的学
术思想、见解和观点，以帮助和启迪读者，这种方法即为贺所接受，并成为他以后
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方法。如果说，在清华期间，是梁启超、梁漱
溟等人将贺领进国学之门，并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话，那么，将其引进翻译领
域，并使其初步确立以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为自己终身事业的人，则是吴宓。
1926年夏，贺毕业于清华大学。多年的求学生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没
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为此，他决定远涉重洋，赴美求学。同
年8月，贺离开祖国，赴美国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希望学得西方古典哲学这个西
方文化的正宗，并把它介绍到中国，借以帮助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在奥柏林大学两年的求学中，贺最大的收获是接受了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
并由此跨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大门。在奥柏林大学老师的引导下，贺对斯宾诺莎哲
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认真研读其代表作《伦理学》的过程中，他惊异地发现，
隐藏在著作中那些枯躁、晦涩的“公理”、“定理”、“证明”后面的，是一个伟
大的灵魂对世界人生的玄鉴深思，如同大自然一样宁静自在而又内蕴丰富。追求
“情理合一”的贺对他的学说一见倾心，并在纪念斯氏逝世250周年之际，专门写了
一篇研究其思想的文章，认为：斯宾诺莎所说的人受到利欲、情感的奴役，要解除
它就需求助于理性，于是产生自觉的道德的思想，与中国宋儒“尽天理，灭人欲”
的思想倾向很相似；而斯所说的“实体”或“上帝”，就是自然，理性所要认识的
就是这不生不灭的“实体”，这与主张“齐物我，一天地”的庄周思想颇为接近。……
正是受斯氏哲学和人品的影响，贺遂立志要把斯氏哲学思想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这
一工作成了他后来一生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1928年2月，贺以优异成绩从奥柏林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转入芝加哥
大学，但因不满于芝加哥大学偶尔碰见的那种课上空谈经验的实用主义者，遂又在
下半年转往哈佛大学。因哈佛大学极重西方古典哲学，这很合贺的兴趣。在这里，
他通过刻苦努力，终于攻下了西方古典哲学中康德哲学这一大难关，为其进一步深
入理解和研究西方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间，他还有幸听过大哲学家怀特海的
几门课，并曾与同学沈有鼎、谢幼伟到怀特海家作客，共同探讨中西哲学问题。在
他的印象中，怀特海之风貌很像宋儒程颢，光风霁月般潇洒而又自然朴真，其对世
界、人生的看法与感受既深刻而又丰富生动。
在美国求学期间，贺通过听课、看书，对黑格尔哲学亦有一定的了解，他先后
听过三个讲黑格尔哲学的课，一是芝加哥大学的实用主义者米德开的哲学史课；一
是哈佛大学新黑格尔主义者霍金开的“形而上学”课；再就是波士顿大学旁听人格
主义领袖布莱特曼开的黑格尔逻辑学课。另外，美国新黑格尔主义领袖鲁一士的
《近代唯心论演讲集》和《近代哲学的精神》这两本著作，给贺理解黑格尔哲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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