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但他总有一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感觉，总感到对黑格尔的
了解犹如隔靴搔痒，没有真正深入到里面去。随着他对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
国哲学兴趣的日益浓厚，他深感在美国难以学到其神髓，于是，他毅然放弃唾手可
得的博士学位。于1930年夏从纽约乘船远赴康德、黑格尔的故乡。
贺经过短期的德文和拉丁文补习，即入柏林大学。他立刻感受到德国人对纯粹
哲学的兴趣与爱好远胜过美国人。最大的课是哲学概论，两千人的课堂挤得满满的，
主讲人常是学问与口才都甚佳的老教授。“那样隆重，我像是在参加教堂的礼拜。”
贺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
贺选了著名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哈特曼教授的、“历史哲学”课，并对哈
特曼对黑格尔辨证法的独到见解深为膺服。哈氏认为，黑格尔的辨证法是一天才的
直观的整体，是一种艺术，有其必然性。但这个必然性的规律与普通的规律不同，
它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理智方法，没有通常所说的三个规律，而是一种体验精神生活
的方法。贺以为哈特曼抓住了黑格尔辨证法的真谛，并在回国后所发表的《辩证法
与辩证观》一文中引证和发挥了哈氏的观点，反对把辩证法简单地归结为三个规律
的作法。
通过整整一年的紧张学习，贺麟圆满地完成了学业。在回国前夕，他还专程到
法兰克福拜访了斯宾诺莎学会的秘书长格布哈特，并经其介绍加入了国际斯宾诺莎
学会。
1931年8月，贺结束了5年的欧美求学生涯，回到祖国，被聘于北京大学，主讲
“哲学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等课程，并在清华大学兼课，讲授
“现代西方哲学”、“西洋哲学史”等课程，他讲课的最大特点是“情理交融”。
他时常审记当年怀特海对他的教诲：“我们不要以学习的态度去研究哲学史，要如
同研究现在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一样去研究”，而把哲学史看成一种有生命的哲学，
既注重实在知识的讲授，又加入自身的感受与体验。因此他的讲课深入浅出，语言
生动，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深受学生的欢迎。
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贺还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他在回国后不久，
就译出了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第一、二部分作为教材；1936年，他将早在美国时
就已译出的鲁一士《近代唯心论演讲集》中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几章以
《黑格尔学术》为名，与另一本介绍黑格尔的著作——开尔德的《黑格尔》同时出
版；1943年又出版了他翻译的斯宾诺莎的《致知篇》。而他在西南联大时领导的
“外国哲学编译委员会”则在短短的几年间，共组织翻译了20多种外国哲学名著。
这对增进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了解，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与我国哲学的发展，
实在是功不可没。
正是在深入研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并把它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陆五
一派相结合，提出自己的见解，贺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心学”哲学思想。他在
40年代先后出版的《近代唯心论简释》（1942）、《文化与人生》（1947）、《当
代中国哲学》（1947）”等著作，就是反映其、“新心学”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并
因此而奠定了他“新儒家”学者的地位。
在抗战期间，贺有感于民族危亡，文化衰颓，而力倡“学术救国”。早在1931
年时，他就写了《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书，以激励国内学人的救国之
志。“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的理想与志向使他无法沉默，先后发表了《新道德
的动向》、《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和《法制的类型》三篇文章，提出了振奋民族
精神、宏扬学术文化、实行政治革新等主张，并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关注而被四次召
见。当时的贺一心想以学术救国，书生气十足，他对蒋介石抱有一定的幻想，即幻
想蒋能采用他创立的理想唯心主义来改造国民党，改造社会。然而，这种幻想随着
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日益暴露而很快就破灭了，其思想也趋向进步。抗日战争胜利后，
他在北大担任训导长时，多次出面保护甚至营救进步的青年学生和教授，深受学生
的拥戴。在北平解放前夕，他经过郑重考虑，并在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
下，断然三次拒绝了蒋介石要他飞往台湾的通知，决心留在大陆，和全国人民一起
迎来了北平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
解放后，贺仍在北大哲学系任教。1955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
“文革”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任西方哲学组组长。
1950年底至1951年，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走出书斋，投身于轰轰烈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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