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他最主要的哲学著作《近代唯心论简释》和《文化与人生》就是这些论文的
汇集。正是藉着这两本论文集和《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我们得以了解贺氏哲学思
想的形成及其基本观点和立场。
贺氏哲学思想的形成，是以对“新儒学”思潮的分析和总结为基础的，他认为，
“新儒家”哲学代表了“五·四”以来哲学思潮的主流。他说：“广义的新儒家思
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而梁漱溟、熊十力、
冯友兰等人就是推动这一主潮的得力人物。为此，他着力对他们的哲学思想进行了
评析。
贺认为，梁漱溟的“新孔学”是五·四时期“比较有系统，有独到的见解，自
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当代中国哲学》），而梁本人则
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陆王之学最有力量的人”，“他坚决地站在陆王学派的
立场，提出‘锐敏的直觉，以发挥孔子的仁和阳明的良知”（同上）。贺指出：梁
一方面倡导儒家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这虽未
完全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框架，但却比较巧妙地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
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思想，因而有别于当时冥顽不化的复古主义者。在贺看来，他
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使人对整个东方文化的前途，有了无限的乐观和希望”，
从而“助长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信心和自尊心”的作用。
但贺对梁漱溟的思想亦有所批评：首先，从整个思想体系来看，“梁先生注重
的是文化问题，他发挥儒家陆王一派思想，亦重在人生态度方面，很少涉及本体论
及宇宙论”，而缺少了对儒家哲学形而上学的研究，不免失之简单与粗糙；其次，
梁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只是技拾许多零碎的事例”而“缺乏文化哲学的基础”，因
而其文化比较理论就显得较多经验的感受而缺乏严密的学理说明和逻辑论证。再次，
梁虽大力提倡其直觉认识论，但他对“直觉”这一概念的界说及其内涵的规定始终
是含混不清的，且在逻辑上有前后矛盾之弊。从现代新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贺对
梁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当然，这种批评并非是否定梁的整个哲学体系，而是希望
在批评的基础上力求探索出使之更加完备和更加精致的途径。
对于熊十力及其“新唯识论”哲学，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熊是近代以来
“得朱陆精意，……为陆王心学之精微化、系统化景独创之集大成者。”他认为：
“新唯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虽以佛学元论开篇，但却不困于佛学；它不单讲
本心，而且讲翁辟；不只讲本体，而且讲大化流行之用，故能“发挥阳明‘即知即
行’的义蕴，提出作用不二，即流行见本体的说法，以为基础，这就是他超出‘离
用言体，未免索隐行怪’、‘于性体无生而生之真机，不曾领会’的佛家思想的地
方”（同上）。在他看来，熊十力从本体论和宇宙论的角度阐发陆王心学所建立的
形上学，不但弥补了梁氏哲学的缺陷，奠立了新儒学形上学的本体论基础，而且与
自己提出的关于“仁”的本体论，“仁”的宇宙观思想极相契合。至于熊氏哲学的
不足之处，所言甚少，“独于‘本心即理，心者理也’一点，似少直接明白的发挥”。
而这一点正是贺自己后来大加阐扬之处，并成为其新心学的核心。
对于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他认为，冯虽然深受英美新实在论的影响，但
实际上仍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他指出：“冯先生认为任何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
必依照理，必依照气，这是承继朱子认事物为理气之合的说法。而冯先生复特别对
于朱子几物莫不有理之说加以新的发挥”（同上）。他认为，新理学确实“有集中
国哲学大成的地方”，而冯本人亦无疑是抗战时期“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
学家”。
但是，贺对冯的哲学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首先，他认为新理学有支离、拉杂
之弊。他说：“我尝讲，讲程朱而不能发展到陆、王，必失之支离。讲陆、王而不
能回复到程朱，必失之狂禅。冯先生只注意程朱理气之说，而忽视程朱心性之说，
是讲程朱而排斥陆、王，认陆、王之学为形而下之学，为有点‘拖泥带水’……且
与近来调和朱陆的趋势不相协合。”（同上）在贺氏看来，冯氏不仅排斥陆、王，
而且也没有能够全面、正确的把握程朱，他取程朱理气之说而去其心性之学，无异
于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显然，这种批评实际上包含着新陆王批判新程朱的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