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编
制目录，首先是在每一本书校勘誊清后，由刘向父子集其篇目，叙其旨意，写成叙
录，也就是后代的提要。然后，又将各书的叙录集合一起，按部类抄成一书，称为
《别录》。这主要是刘向完成的。最后是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
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
叙录，其余六卷，“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
有《术数略》，有《方技略》。”[注]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
13219卷。《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
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
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刘歆本来从其父学习《诗》《书》《易》和《谷梁传》，在经学上很有造诣。
在勘校中秘藏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用先秦古文抄写的《春秋左氏传》，特别喜爱。
于是，他一边向研治《左传》有师承的尹成和翟方进学习，请教书中的许多问题及
其义理，同时，和父亲刘向一起讨论、辨析《左传》的内容。还以《左传》“教授
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注]将《左传》与当时已立于学官的《公羊传》
《谷梁传》比较，他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
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左传》的价值，在《公羊》、《谷梁》
之上。他提出《左传》以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都应该立
于学官。哀帝让他与五经博士商量，但博士们根本就不理睬刘歆的意见，而采取
“不肯置对”的态度。原因很简单，研治儒家经书早已成为“禄利之路”，[注]同
意《左传》等立于学官，岂不是要五经博士们让出一些禄利来哩！刘歆见无法沟通
语言，于是写了《让太常博士书》，叙述五经产生与流传的历史，古文经发现的经
过及其价值，说明皇帝同意研究将《左传》等立于学官，是“继统扬业，亦闵文学
错乱”；严厉地批评博士们“专己守残，党同门，拓道真，违明诏，失圣意”的狭
窄胸襟。这封信捅了马蜂窝，引起了博士和所有研习今文经的儒者的怨恨。名儒光
禄大夫龚胜以辞职表示抗议，以治《诗》起家的大司空师丹则上书控告刘歆“改乱
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得罪了执政大臣，又经受不住众多儒者的攻击，虽然
得到哀帝的回护，也觉得无法在京师立足，于是请求到外地做官，从而先后任河内、
五原、琢郡太守。后来因病免官，再起为安定属国都尉。
可以说，在50岁以前，刘歆主要是潜心于撰述的一个学者，虽然他在经学、目
录学等方面造诣日深，成就甚大，但在政治上却屡屡受挫，最后竟然被排挤出京师，
申张古文经的愿望也成为泡影。
在远谪五原的日日夜夜，他痛苦地思索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其《选初赋》[注]
就是他这一反思的流露。在赋中，他追忆“遂初之显禄”，把自己远离京华为五原
太守说成是因自己“好直”“为群邪之所恶”，联想到仲尼陈蔡之厄，屈原放沉于
湘渊，他痛感古来“方直”之士必为世俗“难容”。从而深深地悟出一个人生的真
谛——单纯做学问是毫无出路的，说：“玩琴书以条囗兮，考性命之变态。运四时
而揽阴阳兮，总万物之珍怪。虽穷天地之极变兮，曾何足乎留意？”他想从此“守
信保己比老彭”，却又不甘心“降皮弁为履，公室由此遂卑”。他觉得自己如“韫
宝而求贾”，总希望有一天“赖祁子之一言”而使“善人之有救”。不久，这个
“祁子”终于出现了，他就是王莽。
二、助莽篡汉 位至国师
原来，当刘歆初入仕途为黄门郎不久，以孤贫恭俭而声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凤
临终之托而为黄门郎。两个出身豪贵而又博学的年轻人从此结下了较深的情谊。经
过几十年的奋斗，野心勃勃的王莽终于“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注]哀帝死
后，他更被举为大司马，独掌政权。为了给最终篡权作准备，王莽胁持上下，设计
诛灭政敌，拔擢党羽。失意的刘歆成为王莽拉拢的对象。王莽把刘歆召回京师，先
任命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官为中垒校尉。不久，王莽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
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让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这时的刘歆已成为学术文化
事业的最高领导人。他借助王莽的权力，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注]为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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