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为长的太史公、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
非，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在阎里“分均若
一”，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也是当丞相的料。可惜
他因非毁谶纬，贬死途中。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素丞相”，
以配孔子“素王”；并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
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
《定贤》）又说“质定世事，论难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书》）评定世间
的事情，讨论世间疑难，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俗
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他后来撰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
照是非之理”（《对作》），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辄。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
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
皆由公家供应纸墨，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因此时
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东汉歹（的古文
经学家。其父贾徽尝从刘歆习《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训；通《左传》及五经本文。
《后汉书》本传又说他“自为儿童，常在大学，不通人间事”，是一个兼得家庭教
育和太学教育双美的幸运儿。他博通五经，兼明今古，对《左传》、《国语》、
《周礼》尤其专门，特别是对《左传》的兴旺发达，功劳甚大。同时他对于今文家
的《大夏侯尚书》、《谷梁传》也十分精通。他还是汉代第一个遍注群经的大儒，
史书说“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明帝时，
拜为郎官，与班固同在兰台校书。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少博学，水平中在
平陵习章句，深为章句之学的破碎支离所苦恼，因作《迪志诗》，以殷高宗贤相傅
说后裔自居，说：“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遂以大义文采
为务，斐然成章。章帝时，授兰台今史，与班贾同业，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
年13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师习《春秋》。后随郡上计吏至京师，见三府为《哀牢
传》不成，杨终因来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况，作传上之，今天《后汉书·南蛮
西南夷列传》中的《哀牢传》就是杨传的改编本。明帝奇其才，征诣兰台，拜校书
郎。班贾傅杨，俱为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共在兰台，酬酌诗文，好不风光！明帝
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诏群儒学士各献《神雀赋》。百官众僚，纷纷响
应，结果只有他们四人和侯讽的赋受明帝欣赏。王充记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
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
侯讽五颂金玉，明帝览焉。”（《侠文》）王充亲睹其盛，好不羡慕！一再赞美说：
“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别通》）到了晚年，穷
居陋巷，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蹈班、贾之迹”，一则以还
平生未遂之愿，二则以“论功德之实”（《须颂》），报主隆思。
四、博览百家
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交胜友外，还广沙博览，穷读群书。《后汉书》说王
充在洛阳，“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
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浅学俗儒多拘守经本，
认为经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穷经；一经之中，又专守一师之说，抱残守
缺，排斥异己。更莫说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了。因此他们目光短浅，见解鄙俗。王
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
经书还为可靠。他说：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
“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自后名师儒者，
“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传相授受，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经书本身的
正误已难以辨别，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虽无道，不播诸
子”。由此看来，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王充认为：
“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王充说：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六
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于史）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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