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
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三、负笈京师
东汉的京师在洛阳，当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的开国皇帝刘
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向儒术。史
称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
坟籍，云会京师。”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学，设博士，用
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
革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
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建武二十年
（公元44年），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13，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
‘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已佚，此文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因传》李贤注。班
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岁，班固13岁，王充到京师时，已年满18，正当汉光武
二十年。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不过，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
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
句有句解，称为“章句”。弟子们反复记诵，味同嚼腊；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
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事无巨细，皆决于图谶，神学迷信，充斥学坛。
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
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在数家之
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班彪（公元2年—公元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东汉
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历史学家，史称“通儒上材”。曾续司马迁《史记》，作《史
记后传》。他为人的特点是：“仕不为禄，所如（往）不合”；治学的特点是：
“学不为人，博而不俗”；写作的特点是：“言不为华，述而不作。”（《汉书·
自纪》）其子班因，宇孟坚，即《汉书》的作者，亦博学多通。史书说他“博贯载
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后汉
书·班彪列传》）当时亦在太学肄业。王充对班氏父子十分赞赏，说：“班叔皮续
太史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理浃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于男孟坚
为尚书郎，文比（媲美）叔皮，非徒五百里（小国）也，乃夫周召鲁卫（大国）之
谓也。”将班氏父子视为超人奇士，比作文华秀美的泱泱大国（《超奇》）。王充
以班彪为师，以班因为友，日诵诗书，砥砺德行，在学问文章、立身道德上都大受
其影响。本传说王充“后至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不守章句。”
班彪并未任职太学，王充师之，乃私淑弟子。王充“好博览不守章句”，正是师承
于班氏“博而不俗”，“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的家学风格。后来王允“仕郡为
功曹，以数谏诤不合去”；著书“形露易观”，“直露其文，集以俗言。”这些都
与班彪“仕不为禄，所如不合”，“言不为华”的为人处事方法和文章风格绝相类
似。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桓谭（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
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著
有《新论》一书。他治学的特点也是“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班氏父子学风
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
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
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桓谭求实的
治学精神，王充特别欣赏，他在《论衡》书中多次赞赏说：“（桓谭）又作《新论》，
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世间为
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
汉之贤人也。”（《定贤》）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十分赞
赏，但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
（《案书》片“彼子长（司马迁）、子云（扬雄）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赵
奇》）认为舒仲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甚至与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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