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说：“儒者论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又说，“如天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
善，不当令之相贼害也。”可现实却是血雨腥风，弱肉强食，不仅物类之间互相吞
食，而且同类之中也自相残杀。上天既有意地创造了人类和万物，何不令相亲爱？
反令其相残杀，是天何其残忍也！
天既无意生人，天既没有知觉，人事不能感动天，天也无从干预人事，所谓
“天谴”、“天怒”、“天罚”等等谬说，自然就是无稽之谈了。他说：“夫人不
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明雩》）认为“寒温之气，系于天地，而
统于阴阳，人事国政，安能动之？”（《变动》）一切灾异天象，都与人事无关，
他反驳“雷为天怒”“雨为天喜”，认为“雷者，太阳之激气也。”当盛夏之时，
“太阳用事，阴气乘之，阴阳分争”，“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
坏”（《雷虚》）；所谓两者，也不是上天的甘霖：“雨从地上，不从天下”，
“初出为云，云繁为而。”这些由地而升的云气，“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
雨，寒则为雪”，“皆由地发，非从天降。”更不是天神的什么喜怒（《说日》）。
如果天真能谴告人君，当亦能命如尧舜那样的圣君贤主治理社会，那就用不着谴告
了。可是“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不惮劳”也如此（
《自然》）！看来所谓谴告说是靠不往的，王充认为那不过是衰乱之世的虚妄之语
罢了：“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时至，则造谴告之言矣。”人世到了衰乱的末
世，人心怨怒，上下离德，如果灾害适至，于是，制造上天谴告之说。然则“谴告
之言，衰乱之语也”（同前）。天既不能因人君之败政而谴告，自然也不能因人主
之善政而降瑞，因而对文王有赤雀之瑞，武王有白鱼之祥等瑞应说进行了否定：
“自然无为，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鱼，是有为也。”其实际情况当是：
“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赤雀至白鱼来也。”（《初
禀》）赤雀白鱼的出现，纯属偶然，与武王、文王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这不仅批
驳了天人感应的谬说，具有无神论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君权神授的欺惘之辞提出了
怀疑。
其二是提出“元气”一无论，发展了儒学宇宙生成学说。《周易·系辞》曰：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
大业（伟大事业）。”这是先秦儒家的宇宙生成理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宇宙产
生的门户是阴阳。但是“太极”只表达一种原始的终极状态，她到底是什么，易经
本身并未说明，先秦儒家也未明言。东汉马融释太极为“北极星”，显然是错误的；
郑玄释为“淳和未分之气”，十分精确，后之张载、王夫之俱从其说。以气释太极，
则受王充“元气”说的影响。当然“元气”一词并不始于王充，在董仲舒《春秋繁
露·王道》、《淮南子·天文》篇均言及元气；更早的还有战国楚之隐者所作《囗
冠子·泰录》。但是董仲舒的“元气”仅指一年伊始的吉祥之气；囗冠子、淮南子
属道家，他们说：“道生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
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地虽由元气所生，但并不是宇宙万物的终极状
态，在元气之前尚有“宇宙、虚廓、道”为其本根，这显然不合符《周易》的“太
极”学说。在汉代，另有一种元气学说，王充在《谈天篇》中曾加以引述：一说易
者日‘元气未分，浑沌为一。’儒书又言：‘溟氵幸濛氵项，气未分之类也。及其
分离，清者为天，浊者为地。’”说易之家和儒书之言似乎也是借用道家“元气”
名词，但他们将元气置于天地与万物之始，则是合符“易有太极”的生成图式的。
但是汉儒的元气说随着书散籍灭而无人知晓了，是王充继承并发挥了这一元气学说，
将之广范运用于各个学术领域，解释各种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就不仅保存了汉
儒的元气说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周易》的宇宙生成理论。王充视元气为自然界的本
原。上至天上的日月星辰，下到地上的飞潜动植，都是元气的产儿：天地为元气所
生，天地乃含气之阴阳，“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他说：“日者，火气之精”
（《感类》）；“雷者，太阳之激气”（《雷虚》）；月者，水气之精（《说日》）；
“风者，气也”（《感虚》）；寒温者，“天气”之运（《寒温》）…所有天文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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