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性，王充著有《本性篇》专门讨论之。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但没有人善恶性的现成答案。其再传弟子世硕主“性有善有恶”，认为启发人的善
根，“养而致之则善长”；引导人的恶端，“养而致之则恶长”。孟子主“性善”，
认为人生来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举此
“四心”扩而充之，则成为世间最美好的道德——仁义礼智。与之同时有告子“性
无善恶”说，喻性如水，“决之东则东，濯之西则西”。人性亦然，引之善则善，
引之恶则恶。荀子主“性恶”，认为“人性恶，其善者伪也”。从而形成人性论上
性善性恶的分歧。董仲舒提出“性善情恶”和“性三品”说：认为天有阴阳，人有
性情，“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故性善情恶。孟荀之间的分歧，
不过知阴知阳，见性见情之别而已。同时董仲舒又提出有“圣人之性”，有“斗筲
之性”，有“中民之性”。扬雄主“性善恶混”，与世硕同趋。王充历考诸家，而
独取世硕与董仲舒。认为“人性有善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本性》）。形成
人性善恶的原因是气禀的不同：“禀气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恶也。”（《率性》）
他根据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和“性相近习相远”二语，推导出人性分三品：
上智为善性，下愚为恶性，二者皆天生地造，不可移易：“高不可下，下不可高”；
中智善恶混，可习而改：“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
（《本性》）他认为人性问题十分重要，它是礼义之所生，人治的出发点：“情性
者，人治之本，礼义所由生也。”（同前）“上智”至善，其言行莫不为善，他们
制礼作乐，为世师表，但这种天生善人很少，百不能一。“下愚”性恶，当然就只
有绳之以法了。世间大量存在的是善恶混的“中人”，中人之性可以改变，故需要
教育，创造优良的环境，他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夫
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当整个社会环境改造好了，不仅可以
多出善人，减少犯罪，而且连下愚的天生恶人也有改好的希望：一夫性恶者比木石，
木石犹为人用，况非木石！”（《率性》）
王充鉴于“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正说》），因撰《语增》、《儒增》、
《艺增》诸篇驳正之；鉴于俗儒俗言俗行，故在《超奇》、《程材》、《谢短》刺
讥之。但是王充对儒家的五经并不非毁，认为是大道之藏，真理所在；对儒家的祖
师孔孟并不轻蔑，犹奉为圣贤；对儒家理论的许多重要方面尤多发挥；特别是对儒
学的核心内容“仁义”，更是赞不绝口。他多次说：“国之所以存者，仁义也。民
无仁义，倾国亡主。”因而呼吁王者“重礼爱义”、“率无礼之民，激无义之士”
的儒生。在治国方略上，王充认为：“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一日养力。”
养德即教化，养力即耕战。二者相须而行，国乃大治，“二者偏驳，各有不足”。
因此他十分反对韩非养力不养德，任刑不任礼的法家想思，特著《非韩》之篇。
总之，无论就王充所接受的教育，还是就其思想体系，感情色彩来看，王充都
是一个地道的儒者。他知识渊博，博古通今，议论风发，文章灿然，是东汉一代大
儒，也是中国儒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名儒。他追求真理，坚持实诚，痛斥虚妄，与盛
行一时的章句之儒，神异之说大异其趋。有时甚至不免问及儒家圣贤，非及孔孟，
于是受到传统学者的非议，甚至被现代学者树为孔孟的对立面，这不是肆意歪曲，
就是一知半解。章太炎先生说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
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摘，不避上圣。仅得一人焉，可以振耻。”（《检论·学变》）
实为知人之论！
（舒大刚 撰）
主要参考书：
(1)《后汉书·王充传》
(2)蒋祖怡《王充卷》
(3)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
(4)黄中业陈思林《论衡选译》
(5)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王充思想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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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大师 郑玄
（127——200）
郑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
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为
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的流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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