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婵也只能算了。
然后她整理心绪，专心解决纱厂女工枉死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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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两，还不够？我们虽然叫大丰纱厂，可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
肥胖的买办坐在柚木办公桌后面，像一团刚蒸出的白馒头，全身上下冒着趾高气扬的热气。
他伸出一只短粗的手，指着对面“大丰纱厂”的牌子，自以为幽默地说了一句笑话。
这手也胖得要命，指节上的肉鼓起来，皮肤似乎兜不住里面的肥油，被撑得闪闪发亮，好像他掌心攥了个灯泡。
“一百两！五十两赔那个姚红姑。打错人了，实在不好意思。这钱足够她将息三个月，够意思吧？另外五十两，看在你们姐妹一场的份上，是丧葬费……”
说话的口气像施恩。毕竟，第一次只给了十两，女工们不干，还请来一个有头有脸的女商人来追讨；这次翻五倍，五十两，足够填这些刁妇胃口了吧？
林玉婵再次按捺住烦躁的心情，不卑不亢地道：“经理先生您也知道，女工被不公对待，因此而殒命，这不是几十两银子能解决的事。最起码肇事者应当移送法办，如果你们坚持不处理那个姓孔的监工……”
“那又怎么样？”肥白的大馒头突然全身一颤，拍了下桌子，狞笑道，“你去告呀！你们博雅公司有名气，有人脉，去工部局告呀！多少人亲眼所见，那女工确实偷带纱线出厂，是她有罪在先！是小偷！监工只不过是按规矩办事，惩治小偷，何错之有？”
“那她为什么会撞死？”林玉婵也急了，站起来，“半两纱线，罪不至死，是谁把她逼死的？谁负责？”
“那我们可不知道，”买办冷笑，阴阳怪气，“也许她生了重病，早就不想活，借此讹一笔给家里人——这种案子以前有过不少，我们都被坑习惯了。也许她跟监工有私怨，非要陷害、拉他下水。也许她就是想吓吓人，谁知道没轻没重，不小心死了。也许她在外面被人欺负了，自己抑郁想不开……都有可能哇！林夫人你年轻，不知道这工人能刁到什么份上！就算到了工部局法庭，你怎么证明她的死跟我们有直接关系？白花讼费！嘿嘿……”
林玉婵不跟这馊馒头废话，冷冷道：“我要见你们洋人老板。”
“佛南先生刚刚竞选成为工部局董事，忙得很。”
林玉婵听出这话的言外之意。对方老板是把持租界的资本家之一，就算上法庭，她也没胜算。
她退回那一百两银子，把自己面前的收条撕成几片，丢进纸篓。
“那好。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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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宿舍外面已经搭起小小的灵堂，不敢太张扬，只挂个白灯笼，一对白蜡烛，燃两股清香，挂几串长锭。几个巡捕在街角晃，确保这里没人闹事。
林玉婵肃着脸，慢慢推门进院。
苏敏官执香，也冷着脸，跟她打了个照面。
念姑拍着他肩膀安慰：“人有旦夕祸福，小少爷别太伤心了。”
吴绝妹是最早一批从广东来沪的自梳女之一。算来已和苏敏官相识十几年。虽说这年头人命不值钱，随便一个伤寒感冒都能死人，他也早就见惯了身边人的生老病死。但吴绝妹死得冤枉，死得委屈，不是一句“人有旦夕祸福”能盖过的。
吴绝妹在上海没有亲人。按俗例，自梳女姐妹已经替她料理好后事，火化了遗体，等机会送回故乡，找个寺庙买灵位奉祀。
拜祭完毕，十几个自梳姐妹凑在红姑的病床前，垂泪叙话。
“他们不让我们闹，我们偏闹。”性格刚硬的姚招娣攥着拳头说，“越是忍气吞声，他们越是变本加厉。我拼着这份薪水不领，也得把那个孔扒皮给揍一顿！”
有人大声附和。但红姑艰难地张口，提醒：“会坐牢。”
“那就偷偷的！”又一人出谋划策，“咱们守在他收工回家的路上……不行，万一打不过……”
随后有人意识到在坐有大佬，忙压低声音道：“敏官少爷！你认识劫富济贫的会党大哥是不是？我们花钱请……”
苏敏官扬一只手，摇摇头。
“收拾一个监工容易，让他无声无息的消失都行。”他冷静道，“但下一个监工难道就会对你们客气？来一个杀一个么？这是纯泄愤的做法，就算你们要求，我也不会帮。抱歉。”
他局外旁观，权衡的只有风险和收益。这话听在悲愤的姐妹耳中，未免显得有些冷血。
红姑轻声叫：“小少爷。”
然后看着林玉婵，意思是让她说句话。
林玉婵沉默片刻，把自己早前跟买办的交涉经历，拣要紧的说了。
“我同意敏官的意见。这事的主要矛盾确实不在监工。”她说，“而是洋人老板不拿咱们中国工人当人。姐妹们，咱们如果只是咽不下这口气，那讨到五十两丧葬费确实已够了；可是我知道，大家要的不是钱，而是尊严。今天把监工换了，明天他们还会有其他理由来让你们不好过。也许不会再有人撞死，但依然会有人因着各种其他的原因，被他们害死，害得没法做人。到时候再闹一轮，得一点赔偿，还是原地踏步，工人待遇永远不会好转。”
众人语塞，面面相觑。
“那又能怎么办？”景姑道，“不能指望洋人和买办良心发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