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乘的是有箱壁的牛车, 前后侍从各十, 耳目灵通的属官个个乖觉，晚鼓刚响便纷纷从府衙里消失, 留下几个眼线探头探脑, 隔着安全距离随机应变。
王琅对此心知肚明, 只带上被属官们献祭出来的书佐梁燕作陪, 轻车简从出行。
落后她半步的荀羡在车厢前顿住脚步。
自小接受的礼法让他意识到男女之间应该避免独处, 但这样的念头仅是一瞬, 甚至没有让任何人察觉，他便随王琅跨步进了车厢，在她旁边落座。
“阿姊这般排场，还不如阿姊那位主簿。”
他以闲聊的语气开场，仿佛只是随口感慨，矛头却对准了内史府佐吏之首的主簿，言语中自然流露出那种一往无畏的锐气。
汉乐府《陌上桑》中，罗敷以“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夸饰自己丈夫出行时有一千多人随侍，地位比太守更高。
晋代由于战乱，官员随从虽有定数，却更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以王琅目前的身份地位，巡查郡县、主持祭祀、庆典等活动的随从人数约在四百上下[1]，即使她本人并不喜欢鸣锣喝道、前呼后拥的排场，也选择了压下不喜配齐人员，一来三吴有刺杀寻仇的民风，孙策打猎遇刺的前车之鉴人尽皆知，二来她已经发现，宣示威仪对政令在下辖郡县的执行确实有立竿见影的促进作用。会像刘邦、项羽一样感慨“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也”并付诸行动的是极少数，大多数“燕雀”会被仪仗的威严震慑，不再抗拒官府的政令。
日常通勤是另一回事。
会稽繁华锦绣，作为郡治的山阴亦是扬州诸郡县中的翘楚，治安十分良好，清道千步是实实在在的扰民行为。王琅仕宦前出行只带两婢女一车夫一护卫，现在身边突发事多，于是排了两队人随侍，方便她中途有事差遣。[2]
郡里大族多有富贵人家，特别豪奢任性的如谢家几代之后的谢灵运，游山玩水期间跟随侍奉的仆从有数百，丝毫不在乎对乡邑是否惊扰。
王琅治下目前尚无这般人士，豪门富户去乡间庄园度假的随行人数通常在几十到上百不等，荀羡说她出行排场不如自己的主簿，基本是实情，也是郡里评价她作风简素的由来之一。
王琅很喜欢荀羡身上的少年气，学他用闲聊的口吻回道：“虞卿家中僮仆千人，经年累世，各安其位，岂是等闲可比。”
荀羡被她逗得笑了：“阿姊竟自视为等闲人么？”
王琅向后靠进丝绵填充的柔软隐囊，手指在暗格里的茶壶肚上轻轻敲了敲，用有些无奈的神色叹息道：“总不好直说我的人以一当十。”
少年脸上微愕的表情堪称精彩。
王琅于是快乐地笑了出来，抬手略别袖口，往茶壶里添茶注水，吹亮炉火。
“虞主簿对决讼颇有心得，过几日我为令则引见。他家还有位远支虞池在内史府任上计掾，是名士虞喜的高徒，年纪轻轻却精通术算水利，十分难得。”
魏晋南北朝官场黑暗，人世动乱，大量士人不再一心钻研儒家经典，而在其它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天文、地理、数学、化学、机关学、农学、医学，各个方面都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杰出人才。
裴秀、葛洪、郦道元、祖冲之、贾思勰都是中学课本里的名人，王琅知之甚详。
虽然与她在同时代的只有一个葛洪，但人才不是凭空诞生，而是大环境孕育出来的。既然经学不再具备统治地位，霸占士子们的身心头脑，其它学科的发展就是必然之事。
仅仅扬州一地，王琅就发现不少理、工、农、医方面的人才，或征辟到内史府，或搜罗进学院，为她那些在时人看来宏大瑰丽、比肩神迹的天才规划提供技术支持。
这和自文艺复兴开始，自然科学进入“大踩步行进”时代是相似的。
不需要她搬运后人的成果到东晋。
维持住这份土壤，打压经学的地位，同时代最顶尖的头脑就会将注意力从经学上移开，试图通过其它领域寻找到济世安民的方法。
而根据王琅的推测，这应该也正是姜尚想要的结果。
拷贝、搬运、重复，这些行为对他这样能够跨越时间的仙人意义不大。
他真正想要的，是统治学科地位彻底破碎之后，混沌无序状态下重新建立的新秩序、新文明、新方向。
或者，说的更形象一点。
他追求的不是对已有优秀个体的复制，而是无数必然外的偶然，稳定遗传中的突变，前所未有的新“物种”。
当积蓄的母本足够多，定向的干预足够少，“崭新”的珍贵样本终究会出现。
以通常定义而言，就是——
“进化”。
作者有话说：
[1]取北朝时期刺史仪仗记录
[2]参考南京象山7号墓出土牛车周围随侍仆从立俑十人。7号墓推断是东晋琅邪王氏王廙之墓。王廙官至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武陵侯，和文中的设定比较相符。
第83章 南北之变(一)
车轮碾过平整的路面滚滚向前, 牛颈两侧垂挂的铜铃叮叮摇曳，洒下一连串规律悦耳的脆响。
窗外不远处，一阵曲调与吴风颇异的丝竹乐越过院墙, 织入铃声，引起了车内两人的注意。
荀羡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略微侧头, 分辨曲调中的歌辞, 神色从空茫转为犹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