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琅耳力更好, 对沿路住户的情况也了然于胸, 从自己的思绪中回神后, 立时便听出了巷边高墙里所奏的是汉魏旧曲《对酒》。
永嘉南渡已久，即使北地迁来的侨族间也渐渐风行起吴歌女乐，王琅多次沿这条路前往渡口, 听到的都是摇荡人心的缠绵吴语，辞不出桃花绿水之间，春风秋月之下, 曲调也多采于市井新造, 流行更迭很快。[1]
《对酒》, 顾名思义是饮酒时所歌所唱，于众多旧调中相对悠扬, 符合王孙富贾的审美, 却很难在南北断绝的现状下流传到江左民间，也就是王琅、荀羡这样累世显贵的旧族子弟才会在耳濡目染中有所接触。可如今飘入耳中的乐曲, 不仅曲调与王琅所知无误, 歌声也是纯正的洛阳口音。
她伸手挑开车帘, 东南风格的楼阁一角掠过眼帘, 正是记忆里宴饮歌舞不断的那户鸿商。
余光见身边少年仍在侧耳细听, 她放下车帘, 随着逐渐远去的丝竹声和道：“囹圄空虚。冬节不断。”
这下再不用怀疑是自己听错，荀羡将目光投向她，黑瞳里带上几分怔忪。
“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
唱完乐章最后两句，王琅轻叩厢壁，对靠近过来的司北吩咐：“去查那名乐伎来历，明晚我要传她问话。”
类似这般突如其来的差遣常有发生，随车护卫的侍从们在头领手势指挥下稍稍变阵，分出三人离队执行，几乎没有造成一点响动。王琅也习惯了下属的高效，吩咐之后并不等待回禀，直接转头迎上少年视线，谈起刚才听到的古调：“令则可知此辞为何人所作？”
荀羡顿了顿，回道：“家中有藏魏乐府集，泰半为魏三祖所赋，《对酒》仅此一首，乃魏武言王治太平之作。”
所谓魏三祖，指的是曹操、曹丕、曹叡三人。
王琅第一次在宗学里听到这种说法时十分诧异，旁敲侧击打听了一番，才知道在晋人的主流看法中，魏文帝曹丕的文学成就相对较高，能论入中品，曹操、曹叡次之，并在下品，谈论起来常常将三人共提。至于后世与父兄同列三曹的陈思王曹植独占一档，受到晋人特别推崇，列入上品、仙品。谢灵运所谓“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的看法并非标新立异，而是两晋南朝的公论。
荀家作为曹魏旧臣，藏有曹魏乐府诗集并不奇怪，然而曹操这首《对酒》在晋代算不上名篇，流传度远不如他直抒胸臆的《短歌行》，王琅本人也仅仅是因为过目不忘才记得全诗。问荀羡是否知道歌辞为何人所作，更多是看他的思维是否敏捷——什么人能在对酒时吟唱起王道治世泽被苍生？要么是臣子献给晋武帝奉承太康之治，如《晋世宁舞》辞；要么是执政者自己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范围不广，赌一把即可。
荀羡能说出诗的内容，并断言魏乐府中《对酒》仅此一首，证明他对这首流传不广的乐府诗有特殊关注。
毕竟是荀彧的后人，对那段曾经风云际会倾心信任，最终惨淡收场的结局不耿耿于怀是不可能的……
王琅的思路飘忽了一瞬，便听少年问道：“阿姊让人查那名乐伎，是那户人家并非侨族？”
这倒被他猜对了。
王琅点点头：“他家是魏氏旁支，养了不少海船，孙吴之际最远去过夷洲，北上辽东也有海路可通。伎人难得渡江，或许有些来历，若不是，无非白跑一趟，不费什么功夫。”
北方变数太多，王琅目前以收集情报为主，不愿与人多谈，于是两人又说回曹操。
在《对酒》中，曹操以简明扼要的笔墨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对于统治层，君王要贤明，佐臣要忠良；诸侯官吏都能爱护百姓，提拔干练明理之人，贬黜昏庸不力之人，依情节轻重处罚罪犯。对于普通百姓，应当不被官吏上门催扰，人人礼让，不陷入诉讼纠纷；耕种所得足以抵御灾年，年老力衰时能够休息。最终，整个社会达到路不拾遗，罪恶消失，人人得以寿终正寝，甚至惠及草木昆虫的大同境界。[2]
按荀羡的理解，曹操格局恢弘开阔，试图将恩惠推及到黎民百姓，这是他凝聚佐臣，奠定霸业的基石。
如何培养君王、诸侯、官吏的贤明仁爱之心，曹操避而不谈，因为这些在瞬息万变的乱世没有空暇去培养。而严刑峻法，赏罚分明这些法家看重的举措能培养出执行力强的官吏，实现他的规划。
君臣严格的尊卑界限，自私自利的人性，曹操也避而不谈，反而拾起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强调要一视同仁，不能根据自己的亲疏远近分配，实现更大范围的公平。
正因为他试图维护广大黎民的利益，他才能得到最多人的支持，击败家世、声望远胜于自己的对手，统一北方。
按荀子“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的标准，尽管他的施政方针靠近法家、墨家，却在诸侯中于实质上最接近王治。
王琅轻飘飘抛出一个质疑：“若以民富论，魏武治下百姓远不如刘景升。”
这让少年瞬间暴露了自己的真正论点：“一隅之民，如何与中原抗衡？益州可谓民殷国富，兼有天险，然则何足道哉？”
王琅心头微动，又听了一会儿，发现他说着益州，实际还是含沙射影在说扬州，对益州与江左的真正差异并无意识，也对曹丕“天限南北”的洞见充满轻蔑，认为孙吴政权以江左之地维持五十余年统治是历史上的异数，一旦北方决出霸主，压服江左只是代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