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年摇头：“长大了，哪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她把松散的花球理了理，放在一旁，说：“其实那几年你不在家，我都习惯了。”
慎年沉默了片刻，说：“我离家的事情，你还不清楚。你知道我和那个人打的什么赌吗？”
令年很快反应过来，“什么赌？”
慎年道：“那时家里想要息事宁人，我闯进巡捕房，威胁说要让他坐一辈子的牢——那时我年纪也不大，不过是一时气愤。可是他很有底气，笑着跟我说：他跟我打赌，不过半月，他就能好端端地离开巡捕房。我跟他说：好，我跟你赌，”他顿了顿，说：“我去街上，随便拦住一个巡警，用手表换了他的□□，然后回到巡捕房，一枪把他打死了。不用等半个月，他的一辈子就这样结束了——他赌输了。”慎年转过身，看着令年，时隔太久，他提起这事，神色已经非常平淡，甚而有些不屑地将嘴角一扬，“兴许他家势力大，不把人命和法纪放在眼里，或是巡捕房有人收了好处，和他勾结串通，但我要办的事，一定能办到。妈知道，大哥也知道。”
慎年定定看着她，令年不禁凝住了呼吸，他一笑，顿时没有那么咄咄逼人。“我说了，你飞得再远，线在我手上呢，”慎年半真半假的，在令年脸颊上捏了一记，“你别不信。”
“疯子。”令年还沉浸在震惊中，不禁嘀咕了一句。待回过神来，她一把将他的手甩开，要下车。
慎年把她拽过来。阿玉在车里杵了半晌，他早嫌她碍眼了，难得有片刻的机会，他说：“别急。”令年稍一犹豫，任他吻了一会，最后他放开她，指腹还在她空荡荡的脖颈里摩挲了一下，说：“你的玉牌我找回来了。”
令年一愣，说：“本来就是你的，我不要了。”
“是你的，”慎年说：“等回来我还给你。”
失而复得的玉牌让令年恍惚了片刻，她说是好，一挪身子，才发现刚才两人拉扯的时候，把座位上的玉兰花球都揉碎了，香气越发烈了。这股晚秋的香气沾满了衣襟和发鬓，等她进了船舱，才悄然散去。
刚到南京，阿玉就因江风凛冽而生了一场病，她接连几天都在课堂上大打喷嚏，十分聒噪，被学监赶回了家，在于府盖被子蒙头睡了几天，到周日时，才爬起来套上棉袄，和轿夫一起去学堂里接小姐回府。
学监见到阿玉就皱眉，说：“于小姐叫你也传染了，前几天就回家养病去了，你怎么还来？”
阿玉觉得不妙，暂且还不敢禀告于老爷夫妇，往斋堂、卫生所各处没头苍蝇似的找了一通，跑去电话局给康年摇电话，说：三小姐不见了！
康年和于太太一起愕然，于太太拧眉道：“该不会是跑去香港找她二哥了吧？”
阿玉不敢透露令年两人在车上的事，急着辩解：“小姐没有盘缠，她在学堂时，只有一身衣服，一个书袋，里头一块钱都没有，府里的钱匣子也没有动过。”
于太太忙去令年房里翻了一遍，果然她的项链首饰、金表汇票这些值钱的物事都原封不动地放着，连冬天的衣裳都没有多带几件。她慢慢坐在沙发里，半晌，才摇头道：“准是躲去哪个女朋友家里了。”康年还要打电报去香港问慎年，于太太不准他去，骂道：“最近城外和江上炮火一声声的，轮船都不敢靠岸了，他在香港我还放心点，你又把他召回来干什么？”于太太这会心里五味杂陈，更添烦躁，出口都是怨气，“两手空空的，能去哪里？放心吧，她吃不了那个苦！”
康年便派亲信去南京，往轮船局、铁路局、电报局等各衙门的来往记录里搜查，不巧朝廷正调兵谴将，往湖北平叛，长江沿线尽是炮轰雷鸣，花了十来天功夫，也一无所获，这时已经进十一月了，大清朝的南北各省，都迎来了初冬的白霜。
令年也不是身无分文，她给报社翻译外国小人书，赚了几十块钱，在临行的前一天，特意支开阿玉，去领了回来。这几十块钱很经花，但她辗转从轮船换火车，再换马车，最后因为湖北战事，又多绕了七八天的道，这次不需要装穷，她进云南时，的确已经两手空空，和难民无异了。
在福鼎酒店等杨金奎时，令年仔仔细细地洗了个澡，换了在南京夏天公演时的衣裙——杨金奎喜欢，那时在舞台下看得眼睛都直了。还好酒店里有暖水汀，并不怕冷。她对着镜子慢慢梳头发时，杨金奎连个招呼也不打，“哐”一声就撞开门进来了。
令年不慌不忙地，说：“督军，好久不见呀。”
她在路上看了报纸，云南新军已经宣布独立，和大清朝决裂了。而杨金奎也夹杂在一众大小兵头之中，以杨廷襄之名，登报给自己封了个督军。
这杨廷襄穿着笔挺的军装，长靴一蹬，背着手将令年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打量一番，最后心里有底了——这上海的于小姐虚张声势，实际上已经拮据得快要讨饭了！他乜她一眼，翘着腿往沙发里一坐，说：“三小姐，你这又是来的哪一套？”
他俩是故人，令年觉得还是杨金奎这个名字配他。她没跟他客气，开口就说：“杨金奎，你要老婆不要？”
杨廷襄撇嘴，大大咧咧地说：“要啊，你给我当老婆？”听令年满口说一声好，他一双眼睛立时瞪得比铜铃还大，然后警惕地往门外一瞟，说：“你家二公子不会就在外头，等着给我来个仙人跳吧？”